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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氣污染防治法修訂稿正由環保部起草，擬12月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一審。這是記者從昨天召開的“大氣污染防治法修訂與京津冀霧霾治理”研討會上獲得的信息。與會專家提出，京津冀霧霾治理必須聯防聯控，包括車輛限行等措施。研討會由北京市法學會、首都經貿大學、中國政法大學環境法創新團隊等聯合召開。
治霾支招三地不能“畫地為牢”
北京市在防治霧霾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績，但仍存在一些問題。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教授焦志勇表示，比如在技術上，由于缺乏節能減排的技術標準，企事業單位實行起來無章可循。不同行政部門對于霧霾防治的要求和標準也不一樣。
此外，存在多頭執法的問題，市發改委、市環保局、市城管局都有自己的治理措施，存在部門壁壘。
因此，焦志勇建議，設立專門機構負責霧霾防治，比如由一位主管環保工作的副市長掛帥總負責，成立綜合治理機構(或稱為北京市大氣污染綜合防治辦公室)，探索協同綜合聯動的管理體制，一定要打破利益格局和部門壁壘。
省際間的聯防聯控也非常重要。在研討會上，最高院研究室副主任孫佑海強調，霧霾越來越嚴重的原因之一，就是長期以來治污工作過分強調地區、部門在行政管理上的權威性和排他性，事實證明這條路已走不通了。
北京自己把環境治理得再好，如果周邊地區污染治理不好，北京的霧霾也不可能消除。所以，應制定聯防聯控的規范，絕不能畫地為牢。
“設限”私車也應聯動
治理霧霾必須合理規劃交通，特別是在北京、天津這樣的大城市，應為車輛保有量設“上限”，只減不增，從源頭上減少大氣污染。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教授曹明德提出，應把霧霾這個新問題提升到公眾健康與安全和生態紅線的高度，它不是一般的環境污染案件，損害的不僅僅是一部分人的利益。
目前我國各地都有環境應急機制，但基本上是以行政區劃來做的，應制定京津冀三地大范圍的環境應急機制。
同時，限批措施應考慮連帶責任。假設三地霧霾問題都未達到環境質量要求或霧霾已造成極嚴重的后果，可用法律上的連帶限批機制，不僅對北京限批，河北省也要連帶被限批，使聯動機制有責任的關聯。
修法建議大氣污染防治公眾責任將入法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環境資源所副所長常紀文教授表示，大氣污染源往往很多，比如機動車尾氣污染、工廠排放、家庭和建筑工地排放等，一旦造成區域性污染是誰的責任？恐怕人人有份兒。
常紀文提出，大氣污染區域聯防聯控應實行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北京市與周邊的很多省市都簽訂了區域合作的協議，很多地方關停并轉了一大批企業，但效果甚微，其原因就是不管企業搬到哪里，都面臨污染治理，責任怎么分擔的問題。所以要強調京津冀一體化，但整個考核體制要區域化。
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強調共同責任，工業領域、農業領域、社會生活領域都對大氣污染有“貢獻”，大氣污染聯防聯控不僅是排污企業的責任，各行業、各區域和公眾都要參與。這次修訂大氣污染防治法應當把共同的責任放入法條。
第二個責任是有區別的責任，經濟發達的地方可多作些貢獻，去支援相對欠發達地區，如河北關停了一些污染企業，北京可以轉移一些優良的產業替代。這些企業可建在專門的城市里和工業新區，通過污染集中處理等方式，減少污染排放。
污染持續加重環保部門將被追責
孫佑海教授說，要追究政府在治理大氣污染中違反行政法的行政責任，在現有行政訴訟法的框架內，如果出現民告官的情況，法院要積極受理。
明年1月1日將正式實施的新環保法，給環保部門賦予了很多權力，如查封權、扣押權、行政處罰權等。如果環保部門不嚴格執法，導致幾年后污染加重，環保部門就要依法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建議將行政公益訴訟寫入《大氣污染防治法》，規范執法人員的行為。
治理大氣污染公檢法司四機構要聯動，公安局在偵查方面要支持環保局的工作；檢察院該公訴的要公訴；對造成嚴重污染者，法院必須嚴格公正司法，追究其責任。
孫佑海教授建議，未來修訂《大氣污染防治法》，必須加重大氣污染者的法律責任，首先就是刑事責任，應在法律中進一步明確與刑法的銜接，為追究犯罪者的刑事責任打好基礎。
還必須要讓污染者承擔相應民事責任，包括停止侵害、恢復原狀、賠償損失等。凡污染受害者告到法院，法院就應受理，既要對私益訴訟及時受理，也要對公益訴訟受理，尤其要探索異地公益訴訟。
相關觀點 立法應有科學評估機制
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的劉洪巖教授指出，由于環境法與經濟發展最為密切，環境立法的嚴格勢必會影響一些部門的利益，因此要防止法律被部門利益綁架。
孫佑海教授說，現在的立法沒有科學的評估機制，一部法律出臺后，是否為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很難說。
所以，必須有客觀的立法評估機構，即獨立于部門和地方之外的公正的第三方。絕不能允許某個部門起草或制定的法律法規仍由某個部門自己評估，那叫“王婆賣瓜自賣自夸”，無法發現法律實施中存在的真問題。
文/記者汪紅實習生李瑩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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