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誰造成中國環保尷尬？(3)

　　一些官員心中抹不去的“gdp至上情結”

　　應該說，近年來，中央政府在環境、生態、資源保護方面決心是很大的。尤其是黨的十六大以來，提出了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戰略思想；提出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大力發展循環經濟；要求明確不同區域的功能定位，形成各具特色的區域發展格局。中央的一系列戰略決策表明，我國環境與發展的關系正在發生重大變化。國家職能部門如環保、林業等部門也采取了許多有力措施，加大了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的力度，以致有三次“環保風暴”和“六大林業生態工程”之說。在這些“環保風暴”之中，還有近百家國字號的大型企業以及數以萬計的中小企業被相繼“拿下”。一些地方政府如浙江、江蘇等省，近年來也非常重視環保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地位，采取了許多有力的措施，取得了明顯的成效。

　　然而，從我國環保總的現狀來看，依然不盡如人意。中央在“十一五”規劃中提出“每年節能4%，減排2%”，結果2006年主要污染物排放不降反升。平均每兩天發生一起突發性環境事故，群眾環境投訴增加了三成。

　　究其原因，其重要一條，就是我們許多地方政府領導仍在片面追求gdp。

　　雖然經過近年來人們的口誅筆伐，“gdp至上”在理論上已站不住腳，但“gdp至上”的觀念并沒有銷聲匿跡，而是轉換了表現形式，在許多地方政府官員的骨子里扎下了根。

　　河北省有個縣，有豐富的礦藏和盛產馳名中外的栗子。作為當地政府，有兩個選擇：一是通過政策引導和技術指導，組織農民種板栗，這種板栗的銷路是沒有問題的。這樣，全體農民都可以受益，這種綠色經濟不僅保護環境，而且還可以實現農民的均富。但是，地方的gdp卻不會高歌猛進。另一種選擇是鼓勵開礦，其結果是少數人通過手段承包礦產，成為納稅大戶，這樣，地方的gdp毫無疑問地上去了。但是，大多數農民并不富裕，成為打工族，同時環境被破壞了。在毫無責任而言的瘋狂開采下，過去的綠水青山，變成了今天的滿目瘡痍。現實是地方政府毫無疑問地選擇了后者——因為它可以促進地方的經濟發展、可以使政府受益、更重要的是會使一少部分人腰包迅速鼓起來。

　　唐山市也有一例：在沒有環境容量的情況下，全市依然建設了70家鋼鐵企業，且80%沒有經過環評，近幾年鋼產量已達到全國十分之一，但鋼鐵企業的平均產量僅在65萬噸以下，規模小且布局分散，造成大氣和水的嚴重污染。

　　一些地方官員借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片面追求gdp，根本就把環保忘在了腦后。其實，教育、醫療、住房、環境這些都是基本的民生指標。發改委曾組織課題組與中外100多位著名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經過調研發現，未來15年，潛伏著13項可能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危機，生態問題就是其中的一項。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專家丁元竹認為，目前僅靠發展經濟來解決社會問題的思路已經行不通。因為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并不匹配。比如，過去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能夠解決300萬人就業，現在卻只能解決70萬人就業。事實上，目前化解經濟社會問題，從深層次上看關鍵是治理問題。因此，考核地方政府，最主要的指標不應該是“gdp”，而應該是基本的民生指標。

　　既然如此，為什么一些地方政府官員有如此深厚的“gdp至上情結”呢？

　　這是因為當地主要領導有這種情結。他們用這種情結去考核干部，任用干部，自然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是因為一味追求gdp能夠名利雙收，既可以在短時間內看到政績，讓當地富裕起來，又可以保住自己的烏紗帽，甚至繼續升遷。

　　再往深層看，這種表面上看是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博弈，按國家環保總副局長潘岳的話說，其實是體現了“局部與全局的博弈、政績與民生的博弈、大資本與政府監管部門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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