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誰造成中國環保尷尬？(4)

　　巧立名目實施地方官保護主義

　　如果讓你猜什么事能讓環保局的領導最頭疼？十有九的人也許會說是地下的水質越來越差、酸雨面積越來越大，或者空氣越來越不好，其實都不是。

　　前不久，一位國家環保總局的高官在新聞發布會上說：“地方保護主義讓我們最頭疼。”

　　地方保護主義的形式多種多樣，而且理由冠冕堂皇。

　　有的地方以優化經濟發展環境為由，禁止環保部門開展執法檢查監督。他們通過制訂和實行“綠卡”、“進廠審簽”、“預約執法”、“掛牌”等土政策，為地方企業提供特殊保護，不準或禁止環保等有關執法部門到企業進行正常的監督管理和執法檢查，造成了環保部門在環保執法中的盲區，這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企業的環境違法行為。如甘肅徽縣血鉛超標事件、內蒙古赤峰蟻神酒業詐騙養殖戶事件及河南新安洛新經濟工業開發區違法排污事件，無一不是“掛牌保護”企業在這塊“金字招牌”背后為所欲為所致。

　　有的地方干預環保部門依法全面足額征收排污費。不少地方黨政領導采取打電話、批條子、開協調會議甚至直接下文等方式強制減免排污費，嚴重干擾環保部門的工作，造成一些地方征收排污費的數額少、比例小(有的不到應繳額的20%)，這在一定程度上默認了企業的違法超標排放行為，阻礙了污染治理進程。

　　有的地方限制環保部門實施行政處罰。對環保部門經查證屬實的企業環境違法行為，經常會有當地黨政領導或有關部門領導親自出面，或者上門指示“協調”，或者打電話過問說情，或者在企業請示報告上簽字批示要求照顧，造成環保部門對環境違法行為實施行政處罰不能實現，這在一定程度上縱容了企業的環境違法行為。

　　有的地方公然違反環保政策和不執行環保法定制度。一些地方在大搞招商引資的過程中，只追求企業和項目的數量，放任引進那些工藝設備落后、國家明令淘汰的污染項目和企業。更有甚者，少數地方要求環保部門為違反國家產業政策的“15小”和“新5小”等企業建設開“綠燈”，帶來“環保第一審批權”落空，帶來“環評”和“三同時”等環保法定制度形同虛設。有的地方建設項目的“環評”執行率和“三同時”執行率不到20%，造成一些污染企業投產后嚴重影響了當地的生態和環境，人民群眾意見很大。

　　對此，環保部門深感無奈。法律授予環保部門的是檢查權、罰款權和建議權。但是在基層，檢查權往往被各類土政策阻擋，而責令企業停產治理或者限產治理等建議，又不被地方政府采納和批準。有些基層政府甚至明目張膽地制定一些土政策，像降低環保門檻招商引資、設立企業安靜日、重點保護企業等等，為日常環境監管設置障礙。僅去年一年，環保總局就在專項行動中清理了208件類似事件。

　　在上級督辦、政府干預、群眾上訪三層壓力中工作，地方環境保護舉步維艱。萬不得已之下，居然出現了一些基層環保局長自己充當舉報人寫匿名信，向上級反映這些本該由他管理的事情。“掛牌保護”政策之所以在一些地方方興未艾，主要表現在一些地方期望以此舉作為“優惠措施”吸引投資。也正因如此，各地才有層出不窮的“掛牌保護”、“重點保護”企業，才有河南沁陽的投資超過5000萬元便可享受“超國民待遇”的滑稽“紅頭文件”。

　　為什么中央三令五申，媒體多次曝光，一些地方的“保護主義”仍能置若罔聞，大行其道？根源就在少數地方政府的領導身上。他們以維護本地市場為幌子，動輒以行政手段干預市場，強買強賣，把地方性法規變成了維護局部小團體利益的工具，表面上看繁榮了部分企業，實則害了一方百姓。這種“地方保護主義”說到底就是擴大了的“個人主義”，是地地道道的“地方官保護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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