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中旬,2005年兩院院士增選結果相繼揭曉,101名科技工作者榜上有名。而在此前后,對于院士制度的質疑,再次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院士制度何去何從,似乎已經不是科學界的事,而是整個社會的事。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鄒承魯近日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人治和腐敗是中國科技兩大致命傷。(據12月20日《新京報》)
什么是院士,在我國,指的是中國工程院院士和中國科學院院士,是經過兩院評選出來的在某個領域有深入研究或造詣很深的科學家。按理說,他們更應該專注于自己的研究領域,然而,當上院士以后,一些院士就已經不是院士,你可以說他是社會活動家、政治家,卻唯獨不是科學家和專家。他對環保有一通宏論,會就“礦難頻發”表達自己的見解,也會對教育、三農、能源甚至國際時事、人文哲學提出批判,但唯獨對他的專業領域,很少涉及。
院士的異化,不僅是自己本身職業的異化,也是“權威”的異化。兩院院士王選說了一句大實話,“錯誤地把院士看成是當前領域的學術權威,我經常說時態搞錯了,沒分清楚過去式、現在式和將來式。”他說,我38歲,站在研究的最前沿,卻是無名小卒;58歲時,成為兩院院士,但是兩年前就離開了設計第一線;到現在68歲,又得了國家最高科技獎,但已經遠離學科前沿,靠虛名過日子。一個科技工作者,當他是真正權威的時候,沒人相信他,等到脫離科研第一線,功成名就做了院士,他卻成了不折不扣的權威,不僅是專業領域的權威,儼然也是人文、社會、自然科學和政治領域的“全能”權威。
著名數學家陳省生有句名言,他說,數學好玩。正是因為這種超然的治學態度,才造就陳省生的輝煌一生。然而,許多人為了當上院士,會拼命地進行“科研”,拼命地創造“論文”,他們是“科研動物”抑或“論文動物”;當他成了院士以后,又頂著院士的頭銜四處走穴,販賣并不高明的“學術觀點”,這時,又成了“會議動物”。人的勞動一旦失去了自由性,也就失去了自覺性,這樣的院士制度,這樣的學術氛圍,又怎能聚集更大的“創造”能量。
作者:彭興庭來源:金黔在線—貴州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