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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還是應該有一種精神、有一點追求。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可以選擇另一種生活。”梁從誡以自己的行動實踐了這句話，從61歲開始了他“自然之友”的艱辛事業
本刊記者/黃艾禾
梁從誡先生走了，走得很平靜。
2010年10月28日，梁從誡在北京病逝，享年78歲。消息傳開，北京東城那所樸素的舊式宿舍樓中的家中，擠滿了前來慰問和吊唁的人們。梁從誡的兒子梁鑒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父親臥床不起已經好幾年，這次是突然肺部感染繼而引發臟器衰竭，他去世時已無神志，所以很平靜。
“找到了自己的事業”
幾乎所有的媒體在報道這一消息時，都用了“梁思成之子、梁啟超之孫梁從誡去世”這樣的標題，豈不知，這是梁從誡生前最不愛聽的一種身份介紹。作為梁思成和林徽音的兒子，梁從誡一生都想擺脫這種名門之后的光環與重負，而以自己的努力和能力來走出自己的人生之路。
梁從誡的父母都是建筑學領域的大家，他們自然也希望兒子子承父業。取名“從誡”，就是希望他師從中國宋代的優秀建筑師李誡。然而到了梁從誡考大學時，因為考建筑系的分數差了幾分，后來進了歷史系。
1958年梁從誡研究生畢業后，曾在云南大學教書，后又回到北京，在外交部研究國際關系，經歷文革的動亂和下放。到文革結束后，從1978到1988 年，他在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任編輯，參與創辦《百科知識》月刊。這是他享受體制內鐵飯碗福利待遇的最后一個職務。1988年，時年56歲的他辭職，去民辦的中國文化書院擔任導師(教授)。
應該是從這個時候起，他開始思考中國的環保問題。
“一個人一生會有一個高峰，而梁從誡先生的高峰，卻是從他60歲以后開始的”，與梁從誡一起創辦中國最早的民間環保組織“自然之友”、現任“自然之友”理事長的楊東平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到了今天，關于“自然之友”早期創立時，四位創始人梁從誡、楊東平、梁曉燕和王力雄激情澎湃地憂患國家的未來的情景，在“玲瓏園”開懇談會的情景，在媒體的描述中已經近乎是一個傳奇。那是1993年的6月5日，正是“世界環境日”，數十位知識分子在公園的草地上席地而坐，討論環境問題——在當時的中國，這還是一個生僻的詞語，人們更關心的是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環保問題似乎還很遙遠。
那一天，北京人民廣播電臺的記者康雪也到了現場，她完全被吸引住了：“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環保……這項事業是不分年齡、不分性別、不分民族、也不分國界，如此博大，又如此重要，與我們每個人息息相關……”當時，她也被梁從誡的個人魅力所折服：“梁先生講話風趣幽默，充滿睿智”，而且意氣風發，熱力四溢，用她的一位密友的話來形容，梁從誡當時的狀態，就是一副“找到了自己的事業”的感覺。那一年，梁從誡61歲。
從此，康雪的人生被改變，她成了“自然之友”的堅定鐵桿，一直至今。
“他帶動和孵化了中國一代環保人”
“梁從誡對于‘自然之友’的開創之功，對于中國環保事業的貢獻，恐怕他自己都想不到”，楊東平說，“他以他的感召，帶動和孵化了中國一代的環保人，比如奚志農、楊欣等等，這一代人的崛起，對中國環保事業的推動遠遠超出了他個人的影響。”
“雖然環保在今天已經成為常識，但在當時的中國，大多數人對此都沒概念，也不知道什么是NGO，而他因為對外面世界有更多了解，比我們有‘先知先覺’。他已經意識到，中國已經走到了這個階段：再一味強調經濟發展而不顧環境問題，將是災難性的。梁先生很早就知道世界上的那些著名NGO，以公民自己的力量來投入對社會做貢獻，保護環境，他認為，在中國，我們也可以做這些事情。這樣的想法，在當時是開創性的。”楊東平說。
楊東平后來很久才知道，梁從誡是在辭去了體制內鐵飯碗，沒有了一切的醫療和社保福利的情況下開始在中國做環保的，而且已經是60多歲，這樣的事情沒有幾個人能做到。“他真是做的大決斷啊”，楊感慨道。
對于在中國做NGO的風險，梁從誡不是沒想到過。他后來一次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提到，當初他們四個人在討論問題時，梁從誡問，做這樣的事情，說不定還會有政治上的風險，而大家說，我們想試一試，不試，怎么知道就一定不批準呢？“當時我還問大家，萬一有政治風險，出點麻煩了，后悔不后悔？大家說不后悔。我們就跟小孩似的，說咱們拉鉤，大家不后悔就拉鉤。”梁從誡這樣回憶道。
但是，做“自然之友”所經歷的艱辛險阻，還是超出了想象。根據國家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和《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民間組織必須找到一個主管單位。他們花了9個月的時間，才在“中國文化書院”下，注冊上了“綠色文化分院”，英文名friends of nature(自然之友)。而這個“掛靠”關系，也將要結束了——僅從注冊登記，就可以看出在中國做真正的民間組織有多難。早期的“自然之友”連辦公室都沒有，開會就在梁從誡的家中進行。
“積極的悲觀主義”
從今天看來，“自然之友”是一個巨大的成功。十多年來累計發展會員一萬余人，其中活躍會員3000余人，團體會員近30家。“自然之友”會員們又出去辦起新的NGO，這樣的NGO已有十多家。
“自然之友”累計獲得國內國際各類獎項20余項，如“亞洲環境獎”“地球獎”“大熊貓獎”“綠色人物獎”和菲律賓“雷蒙·麥格賽賽獎”等等。而“自然之友”是從來沒花國家一分錢的，全靠會費、國內外社會團體及私人捐贈，特別是國際大型基金會、公益組織的捐款。媒體曾經披露過一個數字：截至1999年9月30日，“自然之友”所得到的資金共計252.6萬元人民幣，平均每年約63萬元。
但是這后面的艱辛呢？他們所遇到的，不僅僅是地方勢力的阻撓，金錢的誘惑，甚至是死亡的威脅。最讓他們感到沮喪的，是他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后，發現一切都沒有改變，似乎也無法改變。
梁曉燕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起這樣一幕。那是在2003年，有一天梁從誡對梁曉燕說：我最近心情很壞，我們聊聊吧。這樣，他們吃了很長時間的一頓飯。梁從誡說，沒進入環保事業時，我還覺得自己能做點事，但現在，隨著你對這一領域了解得越多，就越覺得問題太多，感到自己不是越來越有力量，而是黑沉沉的一片，像是壓在一塊巨石之下。“我一直在想，我這樣做真的有價值嗎？我的價值究竟體現在哪里？我為什么還要這樣堅持做下去？”
“那是一種深刻的無力感，”梁曉燕說，“或許我們每個人都遲早會經歷這種內心的黑暗時刻。忽然有一天，我們對自己的生存意義，對于給自己找到并安放一個合適的位置，產生了深深的懷疑。這種悲觀，實際在許多環保人心中都真實地存在過。”
“我們那天討論了很久，想把它梳理清楚些。最終我們是這樣看的：如果我們認為我們最終一定能改變什么，那么對這一點我們是持悲觀主義的，沒有人能決定世界的改變，也許這只能是由上帝來決定。而我們，只能做人的事情。當你具體地在和一個個人打交道時，你會獲得反饋和交流，讓你感覺到自己的力量。如果只有抽象思考而無實際的行動，那你無法感覺到自己的力量。所謂‘知其不可而為之’，是有實際支撐的，或許，我們這叫做‘積極的悲觀主義’——哪怕最終不會有什么改變，但這是我們的生存狀態的一部分。”
“從那以后，我們再沒有這樣深談過，但是，也似乎是進入了一種境界，有了一種精神上的升華。”??????????
縱觀梁從誡的一生，熟悉他的人，包括他的子女，都同意，他的最后十幾年，也就是從60歲以后的人生，是他最耀眼的一段。這里不應該拿世俗的成敗來衡量，因為從環保事業來說，很難說其在中國有了很大成功。但是不管環保事業發展得是否順利，梁從誡完全是從自己做起的。他出門自備碗筷，生活盡量避免浪費，他家的洗澡水都是接在盆里再用來擦地洗廁所的。他出行盡量騎車，連去參加政協會議也不例外，以致被門衛擋在門外，直到2006年他73歲那年，騎車被人撞倒，腿被撞斷。從此他的健康每況愈下，精神狀態也越來越差，直至不能自理。
外人來看梁從誡，總不免愛以名門之后的大家子弟來打量他，而梁從誡，一直希望以自己之努力，只做“梁從誡”而不是誰誰之子。如果說到家族的背負與名門的教養，那給他的就是這份中國士大夫式的做人的自持自律，一切自然而坦蕩純正，毫無通融耍滑。
康雪記得，當年梁先生曾半開玩笑地說起過自己的未來葬禮：要放著好聽的音樂，還要在他的腳底板上各畫上一個笑臉。
先生其實是可以這樣笑慰九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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