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村創始人廖曉義：鄉村環保關鍵是社會建設

　　《瞭望》文章：——專訪“地球村”創始人廖曉義

　　中國式鄉村環保探索

　　生活環保還停留在就事論事的階段，要真正解決這一問題，理念上必須從生活環保走向生命環保、心靈環保，具體到實際行動中，關鍵就在于社會建設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李紹飛

　　15年前，她創立了如今享有盛譽的環保組織“地球村”，并為了回國搞環保放棄了美國的綠卡。

　　11年前，她獲得了有“諾貝爾環境獎”之譽的“蘇菲環境大獎”，是目前獲此殊榮的唯一的中國人。

　　3年前，她作為民政部頒發的“中華慈善獎”的獲獎人之一，在人民大會堂受到胡錦濤主席的接見；同年，她又從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手中接過了“公民社會獎”獎杯，她為環保事業作出的貢獻再次獲得肯定和褒揚。

　　“5·12”汶川地震之后，她來到四川，在彭州通濟鎮大坪村創建“樂和家園”，開始了中國式鄉村環保的實踐，并開拓出一種低碳生態鄉村的模式。此后，她回到她的祖籍重慶巫溪縣，參與家鄉的樂和家園建設。

　　她的思考和實踐推動了中國的鄉村環保和社區環保，成為用傳統智慧踐行“中國式環保”的先行者和守望者。

　　如今，年過半百、大部分時間都待在鄉下的她，稱自己現在就是一個農婦，為了心中的生態鄉村、綠色家園夢想，她一直在努力。

　　她，就是知名環保組織北京地球村環境文化中心創辦人廖曉義，5月7日下午，在“地球村”不到30平方米的會議室中，廖曉義接受了《瞭望》新聞周刊記者的專訪，暢談了她的中國式鄉村環保的探索和實驗。

　　“我為什么要做鄉村環保”

　　1995年，廖曉義從美國回到中國，翌年，她創立了“地球村”。廖曉義告訴本刊記者，她自己有兩次轉型，一次是從西式環保到中式環保，一次是從城市環保到鄉村環保。

　　第一次轉型，是因為她發現了西式環保的局限性：就環境問題解決環境問題。第二次轉型是因為中式環保更適合在鄉村進行，她認為，做環保，鄉村比城市的條件好得多，大有可為。

　　《瞭望》：你從事鄉村環保事業的初衷是什么？

　　廖曉義：從1996年開始，我和我的伙伴們就立足社區，和宣武區政府一起創建了綠色社區試點，受到政府的認可而推動了全北京乃至全國的綠色社區創建活動。但是漸漸地感到其中的不足，于是從生活環保到生命環保和心靈環保深入，還需要生產方式的轉變和社會管理的創新，要立體地、整體地、綜合性地去解決環境問題，而不是西方式環保那種就環境問題解決環境問題，在城市有太多的限制，從蓋房子到能源方式再到產業模式，很難完成整體文明轉型，于是把注意力轉向鄉村。2008年四川地震災后重建，給全面試驗樂和家園這種中國式環保模式提供了契機，而巫溪縣委縣政府和百姓對于樂和家園理念的認同和創新更是讓我受到鼓舞，愿意為之獻計出力。從2010年到現在，我大部分時間是在巫溪。

　　《瞭望》：那你覺得，在鄉村推行環保事業，有哪些困難，與城市相比，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廖曉義：鄉村的居住比較分散，這是比較麻煩的地方，那些已經遭受嚴重污染的農村，治理起來就更加困難。但對于西部的一些還沒有被嚴重污染和破壞的鄉村，特別在巫溪這樣還保存了不少原生態環境的鄉村搞環保，我覺得比在城市容易得多，首先，它的先天條件就比城市要好，產業轉型也相對容易，敬天惜物的意識更容易恢復，環境管理的社會機制也比許多大城市的社區容易建立。

　　《瞭望》：進行這種鄉村環保的實驗，如何解決“錢”的問題？

　　廖曉義：其實，資金不是主要的，關鍵是一個機制的問題，現在，巫溪樂和家園建設的試點村，村民義務地解決垃圾的分片管理和定期清運，他們把環境管理當成自己的事情，并不用花什么錢。彭州大坪村樂和家園的生態民居，花費也不多。每平方米就600塊錢，在城市可能嗎？

　　樂和家園模式不是萬能藥方

　　“5·12”汶川地震后，廖曉義在深入地震重災區考察后，向中國紅十字會申請了建設“樂和家園”項目。中國紅十字基金會撥了365萬元人民幣在彭州通濟鎮大坪村建設“樂和家園”，包括兩個村94戶村民的生態房屋建設補助和相應的社會環保醫療等設施的建立。中國生態民居首席專家劉加平、昆明冶金建筑設計院的周偉、西南交大的董靚等人都作為義工參與了“樂和家園”的設計，“樂和家園”建設了節能、節地、節材的節約型生態民居。

　　廖曉義理想中的樂和家園，包括綠色生計，就是建立鄉村的生態經濟；綠色生活，建設鄉村的生態民居；綠色倫理，建立鄉村的公共空間，包括文化活動、書院、活動站等；還有綠色參與，建立村民自我管理的生態協會；綠色養生，建立能夠弘揚中醫文化的鄉村診所；綠色安全，是包括從山體保護、水源保護到垃圾分類的整體的環境管理體系。

　　如果說，彭州大坪村樂和家園主要是一個以生態民居建設為特色的災后重建模式，那么在重慶巫溪縣，人們看到的是一個更為綜合立體的、由黨政主導的社會管理創新所推動的環境管理體系。當日，廖曉義給本刊記者播放了一部短片，記錄巫溪縣羊橋村村民們的生活，村民們不拿政府一分錢，義務下河清理羊橋河里的垃圾，分片包干了全村的垃圾清掃管理，還開始了垃圾分類；在路旁等公共區義務植樹種花，管護樹苗，維護公共衛生環境，村里環境整潔，綠水青山。

　　《瞭望》：之前，羊橋村是什么情況？

　　廖曉義：跟中國大部分農村一樣，垃圾隨意亂丟，沒有人管理，羊橋河就是倒垃圾的地方，臭不可聞。

　　《瞭望》：樂和家園的魅力在哪里？為什么在短短的時間里村民會有那么大的改變？

　　廖曉義：關鍵是兩點，第一是社會建設，第二是道德建設，“村支兩委主導、樂和協會協同、公益組織助推、網格單位支持”的社會管理機制起了很大的作用，形成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主人翁責任感，再加上環保的宣講，激發了愛護家園的道德力量。

　　《瞭望》：那如果有人不自覺，破壞環境呢？有沒有相應的懲罰手段？

　　廖曉義：懲罰好像還沒有案例，更多的是通過表揚先進者來鼓勵大家做好事，村里有榮譽榜，會定期表彰那些先進者。其實，在鄉村這種熟人社會中，大家都渴望得到他人的認可和肯定，因此，相對來說，道德的約束力量是很強大的，表彰可以激發大家的道德意識。

　　《瞭望》：這種鄉村環保的模式如何推廣？有些人擔心，這種實驗有一天會不會成為一個標簽甚至一個形象工程？

　　廖曉義：我想，如何推廣是政府部門的事，我們這樣的社會組織的工作是協同政府把現有的樂和家園試點做好，不斷地完善。有一點我要強調，樂和家園不是萬能藥方，所有的地方都能通用，它需要一定的條件，就像中醫方子總是因人而異。

　　《瞭望》：什么條件？

　　廖曉義：最重要的是黨委政府必須支持。巫溪樂和家園建設的成效最關鍵的是縣委縣政府的決心和力度。如果黨委政府不支持，而要以犧牲環境來換取經濟發展，那樂和家園模式肯定行不通。另外一個條件，就是這個地方的環境還沒有到無可救藥的地步，相對來說，我覺得，在西部地區，樂和家園的模式還是有相當的借鑒意義的。

　　《瞭望》：那些已經污染嚴重的農村呢？它們如何改善自己的環境？

　　廖曉義：這個只能靠當地的百姓和政府自己想辦法。我認為關鍵是要改變政府政績評價的指標體系，如果在政績評價中，把環境因素擺在重要的位置，環境管理好的加分，環境破壞的減分，出了癌癥村的減分，事情就好辦了。

　　我一直認為，西方式工業化發展道路不適合在我們的農村發展。所以，我們努力探索以東方智慧為內涵的“樂和”理論，并努力與政府行動和民眾行為相融合，踐行“樂和家園”的落地模式，它包括樂和人居——物我相和的生態環境管理、樂和治理——個群相和的生態社會建設、樂和生計——義利相和的生態經濟發展、樂和養生——身心相和的生態醫療保健、樂和倫理——心智相和的生態倫理教化。

　　鄉村環保關鍵在于社會建設

　　對于鄉村環保，廖曉義認為，應該跳出單純的環境問題，將之放到一個更加宏大的背景之中，站在更高平臺上，樹立更加寬廣的視野。她說，生活環保還停留在就事論事的階段，要真正解決這一問題，從理念上必須從生活環保走向生命環保、心靈環保，具體到實際行動中，關鍵就在于社會建設。

　　《瞭望》：你的環保觀念經歷了一個變化過程。

　　廖曉義：是的，一開始，我只是在物質層面的環保，像節能節水、垃圾分類、少用一次性制品等，但是，后來，我發現這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要從生活環保的的思維中出來，進入到生命和心靈，也就是我一直倡導的生命環保、心靈環保，喚醒人們的生命意識，為什么要這樣？因為我覺得，一個不關心自己天天呼吸的空氣、不在意自己吃的食品有毒的人不會真正地從內心關心環保，因為他連自己的健康都不在乎。

　　《瞭望》：那鄉村環保建設關鍵點在哪里？應該從哪些方面著手用力？

　　廖曉義：我認為，最關鍵的還是鄉村的社會建設，建立一種公眾參與的責任機制，通過自治，培養其主人翁的意識，在自治的基礎上，要有共治，有黨政主導、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共治機制，共治的原則是法治，社會法規，自然法則、道德法庭，還有鄉規民約，這樣就可以形成一種良治，這種良治本身就是自穩定系統。這也是一種社會管理創新。

　　《瞭望》：那鄉村的環境好了，農民靠什么生活，提高收入？

　　廖曉義：我們鄉村本來就有“耕、讀、游、藝、養”五大產業?！案笔巧鷳B農業，安全食品；“讀”是教育產業；“游”是旅游產業；“藝”是我們的手工業，就是創意產業；“養”是我們的養生產業。這五大產業以鄉村為依托，以一個鄉村來作為一個經濟增長點，拉動周邊的發展，增加農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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