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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工信部公布的數據顯示，我國原油對外依存度達55.2%，這是我國原油對外依存度連年打破歷史紀錄后，首次超過美國。作為“工業的血液”，原油的意義不言而喻，特別在轉型期的大背景之下，中國原油對外依存度再創新高無疑是對未來發展過程中能源戰略的貫徹再次提了一個醒：能源安全不可大意！
原油對外依存度已經連創新高
工信部是在“2011年上半年石油和化學工業經濟運行情況”報告中披露上述數據的。報告稱，今年以來，我國能源消費持續快速增長，對外依存度不斷擴大。1至5月，國內石油表觀消費量(產量加上凈進口量)達1.98億噸，同比增長10.3%，增速比1至3月小幅回落1.6個百分點，繼續保持快速增長態勢。
其中，原油表觀消費量為1.91億噸，增長8.5%，對外依存度達55.2%，已超越美國(53.5%)。工信部方面表示，目前我國石油消費增速超過了GDP增速，能源消費增速過快，給能源生產和節能減排都帶來巨大壓力。
所謂原油對外依存度即我國所消耗原油對外依賴的程度，它牽扯到我國的能源安全問題。更值得關注的是，我國原油對外依存度的增長是和原油價格的上漲聯系在一起的，二者互相刺激，使得我國進口原油成本大增。前5個月，國內進口原油1.07億噸，同比增長11.3%，月均進口量2130.2萬噸；進口金額788.99億美元，同比增長45.6%，占進口貿易總額的45.1%；進口均價為740.8美元/噸，同比上漲30.8%。
工信部昨天發布的數據還顯示，上半年我國石化和有色金屬工業經濟保持平穩運行，鋼鐵行業則持續低效運行。截至6月末，石化行業規模以上(主營收入2000萬元以上)企業達26518家，總產值5.32萬億元，創歷史新高，同比增長34.4%，占全國規模工業總產值的13.44%。
專家解讀
廈門大學中國能源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強表示，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必然伴隨著能源消費的增長，但我國原油對外依存度增速太快，每年都有3個百分點左右，加上原油價格持續高位，使得我國面臨的壓力倍增。林伯強認為，我國原油對外依存度之所以超過美國，其中有美國原油對外依存度近年連年減少的因素，美國原油對外依存度減少的核心原因是頁巖氣的開采改變了美國能源結構，原來美國的石油發電被天然氣發電大量替代。
談及中國的改變途徑，業內專家表示，我國已在全盤考慮能源消耗問題，提出了節能減排的目標和要求。在原油領域，我國要大力發展替代能源，構建石油儲備，使進口渠道多元化，從而提高能源安全保障能力。(京華時報，記者 祝劍禾 張艷)
產業結構調整是節能減排之本
原油消耗的連創新高是我們當前經濟運行中能源利用問題的一個突出特征，而究其本質則是產業結構調整緩慢，重工業特別是高耗能、高污染行業增長仍然偏快，不少應該淘汰的落后生產能力還沒有退出市場，一些地方和企業沒有嚴格執行節能環保法規和標準。要實現節能減排的目標，加快產業結構調整當是治本之道。那么，產業結構該如何調？阻力有哪些？又該如何破除呢？
產業結構不合理，影響經濟發展大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取得的成就舉世矚目。與此同時，發達國家在過去百年發展歷程中遭遇的資源環境問題，也在中國20多年里集中暴發。
以2006年為例，我國GDP總量達到20.94萬億元，占世界GDP總量的5.5左右，但為此消耗的能源達24.6億噸標準煤，約占世界能
源消耗量的15；鋼材消費3.88億噸，約占世界鋼材消耗量的30；水泥消耗12.4億噸，約占世界水泥消耗量的54。
與此同時，與國際先進水平比，中國大型鋼鐵企業噸鋼的可比能耗要高出15，火電供電能耗要高出20，水泥的綜合能耗要高出23.6。國家發改委主任馬凱認為，雖然這中間有我國正處在工業化、城市化加速的歷史階段性因素，以及世界經濟全球化和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一些高耗能、高消耗資源性產品轉移到中國，相應加大了我們的資源消耗總量的原因，但是不容忽視的是，資源消耗高，環境壓力大，突出表明我國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難循環、低效率的粗放性增長方式還沒有根本改變。而產業結構不合理則是導致增長方式粗放的重要原因。
國家統計局副局長徐一帆接受半月談記者采訪時指出，我國產業結構的不合理性體現在生產結構、產業組織結構和產業技術結構以及三次產業結構等方面：
一是生產結構不夠合理。一方面表現為低水平下的結構性、地區性生產過剩，另一方面又表現為企業生產的高消耗、高成本。
二是產業組織結構不夠合理。目前我國各類產業的一個普遍現象是分散程度較高，集中度較低。
三是產業技術結構不夠合理。
四是高技術產業、環保產業等新興產業相對落后。
我國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例為39.5，不但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的平均值64，也明顯落后于中低收入國家的平均值55。多年來，我們一直在談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問題，但時至今日，全國各地在經濟增長的“量”的擴張方面總是快速增長，而在產業結構優化的“質”的提高方面，沒有大的改變，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缺乏強有力“抓手”。
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員周大地告訴記者，當前中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工業拉動，服務業比重偏低，而在工業中高耗能的重化工業比重偏大，這樣經濟增長就過于依賴消耗能源和資源。因此，如果不盡快調整產業結構，不把過高的資源消耗降下來，中國經濟雖然一個時期可以保持較快增長，但走不好，也走不遠。
中國石油學會天然氣專業委員會主任夏鴻輝說：“把單位GDP能耗未完成首年目標與經濟增長速度連續4年達到10以上放到一起比較，很有警示意義。這說明我們以往對產業結構調整的認識還不夠深刻，說明中國經濟今后的發展還會面臨很大挑戰。”
在第八屆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國家發改委的官員和專家普遍認為，節能環保工作已刻不容緩，如果我們還不能從戰略高度認識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決，環境污染和資源過度消耗的問題將積重難返，我國的國家競爭力將難以持續，國家安全也難以保證。而以節能減排力爭達標來促進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已成為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必須倍加重視的頭等戰略任務。
中央政策落實打折，市場傳導機制受阻
可以說，在中央政府層面，節能減排工作已經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國家發改委三番五次申明單位GDP能耗指標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約束性指標，各地也陸續調低GDP指標，調高降耗指標。在固定資產投資領域，未進行節能審查或未能通過節能審查的項目一律不得審批核準。為了遏制高污染、高耗能產業的迅速擴張，國家環保總局甚至出臺了帶有連坐性質的“區域限批”政策。但是，現實效果卻不容樂觀。
以2006年的產業政策為例，國家發改委集中出臺了鋼鐵、電解鋁、水泥、焦炭等10個行業的產業結構調整政策，重點對行業準入、財稅待遇、能源成本方面進行干預，引導相應行業升級。但此后國家發改委對產能過剩行業的新開工項目進行嚴格檢查后發現，新開工項目中違規項目比例相當高，焦炭項目為50，煤炭項目為42，鐵合金項目為39，水泥項目為35，電力和鋼鐵項目均為26，紡織項目為22。
深究其原因，邯鄲市環保局副局長王君清的看法很有代表性：現在不少地方領導發展經濟饑不擇食，甚至不惜上馬一些能源消耗多、污染大的企業。地方政績還是通過GDP來體現，越往基層走，地方領導的環保觀念越差。在環保檢查中，地方政府的保護主義非常嚴重，一些中小企業根本不管不顧，不經過審批就上項目，很難監管。地方政府漠視環保法，抱著“孩子已經生出來，反正你不能掐死它”的想法。最后環保部門遷就地方政府，向企業妥協。當前的問題是，越是宏觀的東西，基層政府越不關心。
對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陳清泰在接受半月談記者采訪時表示，在節能減排上下更大力氣，一方面需要政府的指導，另一方面要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市場本身具有調節的功能。目前的主要問題在于，資源、能源、勞動力等價格上漲的壓力，大多數擋在了政府層面，沒有及時向社會傳遞，實際上起到了屏蔽的作用。許多地方政府以及高耗能、高污染的企業還在我行我素，GDP在增長，效益在增長。
這樣一來，日子好好的憑什么要搞節能減排。市場傳遞的扭曲信號，導致出現扭曲效果。比如成品油價格倒掛，生產企業虧損，而消費量還在增長，造成能源壓力越來越大。因此，在搞節能減排的過程中，除了政府的作用以外，還要有經濟驅動力。企業采用節能環保的生產方式，還是采取浪費資源的方式，是受利益驅動的。
陳清泰認為，僅僅用行政的手段把節能減排的目標分配到地方本身不科學，因為各地的發展階段、產業結構、環境容量不同，用同一指標衡量不科學。考核的方式單一，結果會出假數字，容易出現各地節能減排指標完成而全國沒有完成的情況。總的來說，應該通過明確的價格信號、嚴格的法律監管使更多的企業感到高耗能、高污染的日子過不下去，無利可圖，這樣節能減排的目標才能順利完成。
更新發展觀念，加快療治“結構病”
結構調整本身是一個長期過程，不是一兩年就可以完成的。陳清泰表示，2006年節能減排指標沒有完成，背后的原因在制定指標之初就可以預見。換句話說，在這一年中，并沒有發生不可預測的因素導致節能減排目標沒有達到。政府提出的量的方面的指導性指標幾乎全面超額完成，比如增長速度、投資額、進出口總額等，而約束性指標沒有完成，這就給政府一個需要強烈關注的信號：中國經濟增長雖然有強大的動力，但是增長機制存在缺陷。“我國提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已經10余年，但目前只能說有進步，卻沒有得到根本轉變。”
可以說，調整經濟結構和轉變增長方式是互相聯系、互相制約的兩個方面。在我國三大產業中，工業增長過快。在工業中，高耗能的重工業增長過快。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張國寶指出，中國的資源能源問題，從宏觀層面來看，應當從調整產業結構入手，抑制高耗能產業的盲目發展，加大服務業和高技術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
專家們普遍認同這一觀點：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不可能一蹴而就，特別是一些傳統產業結構矛盾突出，產業集中度不高。要提高行業水平，具備國際競爭力，使產業發展不受制于人，就必須要有技術優勢，掌握一批核心技術。
另外，馬凱曾在第八屆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也特別強調，要更新發展理念，這是調整產業結構、轉變增長方式的必要前提。有什么樣的發展理念，就會有什么樣的發展道路和增長方式，要摒棄片面追求GDP產出而不計環境資源的成本投入，只重視物質財富的積累而忽視人的全面發展，只考慮當代人而不顧忌后代人的舊的發展觀，要堅持走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之路，實現速度、質量、效益相協調，投資、消費、出口相協調，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真正做到又好又快發展。(記者 秦交鋒 孫愛東)
中國能源戰略：“走出去”拓油源
“以中國國內的油氣儲備而言，國內油氣供應光靠自己不行，中國石油企業‘走出去’參與跨國能源合作，這一能源策略只能更堅定。”中國石油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教授劉毅軍說，中國跨國能源合作起步晚，技術力量相對西方發達石油企業而言更薄弱，往往在一些發達國家退出后我們才進入，風險相對更大。利比亞動蕩提醒中國企業，在投資海外市場時應當盡量分散，不要將投資過于集中在同一個地區。
據預測，2020年中國對外石油依存度將達到76%。油氣供需巨大缺口問題成為對未來世界油氣平衡具有重要影響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國已經不可避免地參與到國際能源競合體系之中。
中石油財務總監周春明在出席2011中石油業績說明會時稱，中石油對于地區動蕩的危機應對方案也正在形成中。“目前，國家主管部門已經組織好幾次專題研究，公司應對危機的戰略方針大體上是，在國內加強勘探，同時加強新的渠道合作談判，比如與俄羅斯等新興產油國的談判。”
事實上，近年中國石油、中國石化、中國海油三大石油企業頻頻進行跨國合作和國外并購，在與非洲、中東進行油氣合作的同時，還不斷并購發達國家的中小型技術含量高的企業，與美國、英國等著名石油企業聯合開發，與俄羅斯、中亞、緬甸等建立密切合作關系。在2010年前10個月，中國油氣企業海外收購油氣資源高達246億美元，比兩年前增加近5倍。
去年中緬原油管道項目開工，標志著我國的東北、西北、西南陸上和海上四大油氣進口通道將一一打通。
在東北部，中俄原油管道穿越中國邊境，途經黑龍江省和內蒙古自治區13個縣市區，管道全長1030公里，設計年輸油量1500萬噸。
在西北部，中亞天然氣管道西起土庫曼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邊境，穿越烏茲別克斯坦中部和哈薩克斯坦南部地區，在新疆霍爾果斯入境，與西氣東輸二線相連，設計年輸氣能力為300億立方米。單線2009年底建成投產，雙線2011年底建成投產。
在西南陸上，按照規劃，中緬油氣管道起點在緬甸西海岸皎漂市，從云南瑞麗進入我國，原油管道設計能力為2200萬噸/年。
“我國海上油氣資源開發也要提上重要日程，包括南海等海洋是我國重要的油氣資源寶庫。”劉毅軍說，當然也要繼續建設原油戰略儲備體系。據透露，我國目前原油儲備能力已達35天。(南方日報，記者 蘇稻香)
能源戰略及政策調整新方向
目前，在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加速發展的同時，能耗與碳排放剛性上升壓力不斷加劇。如何解決經濟快速持續發展與節能減排的矛盾，是“十二五”時期實現經濟社會穩健協調發展的關鍵。調整能源發展戰略和相關政策，如加大減排力度、優化能源結構、優先發展新能源等，是重要的努力方向。
針對中國現階段城市化、工業化加速發展階段能源需求剛性特征以及能源稀缺(能源價格走高)和環境問題(應對氣候變化)日益凸顯，中國需要通過調整能源戰略和優化政策選擇，實現現階段經濟發展可以接受的能源結構和能源成本目標。
調整能源戰略
戰略調整之一：改變以前簡單地從能源供給側考慮滿足能源需求，將節能(能源需求側管理)作為滿足能源需求的一個組成部分。以往的能源戰略，一般先確定某期間的能源需求，而后根據能源資源生產儲備狀況確定能源投資和供給。當然，以往戰略也涉及節能減排，但是節能不是約束條件。
因此，在戰略調整下，中國能源需求基本公式應該是：能源需求量=節能量+能源供給量。在能源需求量既定和資金量有限時，要保證多少能源供給和多少節能，取決于投入，也就是說，資金既可以投向能源生產(進口)，也可以投向節能。有多種政策組合可供選擇。
如果將更多資金投入節能，節能量就提高，但是能源生產投入相應減少。政府可以通過選擇能源供給投入和節能投入，使滿足能源需求的成本最小化，因此，政府投入和公共政策如何引導資金流向，對能源投入的選擇至關重要。
戰略調整之二：改變僅受資源約束的能源供需增長和能源結構戰略規劃，將二氧化碳排放作為滿足能源需求的約束，即對能源需求公式中的能源供給量加上二氧化碳排放約束。以往的能源戰略中，減排目標主要針對二氧化硫、粉塵和氮氧化物等，沒有明確包括二氧化碳；而真正能夠影響能源結構的是二氧化碳排放。特定的二氧化碳約束量會有相對應的能源結構。
一般說來，二氧化碳排放約束越緊，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費結構中的比例越低，油氣保持越穩定，而核能、風能和太陽能等新能源的比例則不斷上升。不同的碳排放量對應的能源結構，其能源成本會有所不同，對經濟增長、就業等的影響也會有所不同。需要對不同的能源結構及其對應的能源成本進行分析，從經濟社會角度考慮是否可以接受該能源結構。
政府可以將節能和排放約束下可以接受的能源結構作為能源規劃的基礎，考慮采用什么樣的政策支持能源結構的實現。可以預見，隨著二氧化碳排放約束收緊(排放量下降)，對應的能源結構發生相應變化，GDP、就業等宏觀經濟變量會出現不同程度的下降；單位GDP能耗、二氧化硫和固體廢棄物排放也隨之出現不同程度的下降。
在開始時，這對GDP和就業的沖擊可能不大，但隨著排放約束進一步收緊，這對GDP和就業等宏觀變量的影響將加大，在排放約束達到某一臨界點時，相對應的經濟成本就可能是無法接受的。
戰略調整之三：改變僅從能源供給側考慮能源安全。中國目前石油進口依存度已經超過50%，而且還將不斷上升。應該改變以往僅從石油戰略儲備考慮能源安全，將能源多元化和清潔能源發展作為能源安全的一個部分。這主要是進行石油替代，降低對其他國家的能源依賴，減少國際油價波動對國內的影響，保障能源價格穩定下充足的能源供給。
今后中國經濟的脆弱性和能源使用的安全性與整體能源價格成正比，而不僅僅是石油進口依存度。石油價格上漲帶動煤炭價格以及其他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推動通貨膨脹指數，使政府宏觀調控面臨嚴峻挑戰。能源價格大幅度波動，除了影響整體經濟發展，還影響能源行業健康發展。因此，中國廣義的能源安全不只是一個石油儲備問題，更重要的是能源價格對社會經濟的影響問題。近期國際油價大幅度波動，對整體經濟運行產生很大負面影響。
戰略調整之四：各能源行業的戰略規劃必須站到整體能源的高度，改變以往各行業單獨進行戰略規劃。各類能源之間有替代性。隨著能源日益稀缺和能源價格走高，各能源之間的替代性會越來越強。在能源價格比較低的時候，能源之間也會有替代，但替代成本比較大，替代動力不強，替代需要的投資大，因而替代可能是不經濟的。
隨著能源價格上漲，替代動力和替代條件會日益充分。能源價格越高，替代投資就相對越小，替代可能性就越大。一旦能源價格走到一定高度，很多能源替代都將成為可能。日益增強的替代性使各種能源產品的價格具有聯動性，舉例說，石油價格上行會帶動煤炭價格上漲，盡管可能會有一段滯后期。
這種價格聯動關系既與能源替代相關，也受心理和其他因素的影響。能源替代性和價格聯動性使各種能源之間具有約束的相關性，各種能源的生產和消費也互相約束。所以，能源各行業規劃只有站在能源整體的高度，才切合實際。
優化能源政策
需要基于以下幾點優化能源發展政策。
第一，依據實際制定節能減排目標。正是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以及煤炭的資源和價格優勢，決定了目前中國重工業化的產業結構和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從現在到2020年，是中國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的關鍵時期，這個過程不能中斷。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一旦完成經濟階段轉換，上述階段性相關問題就比較容易解決。
所以，中國的政策不能脫離階段性經濟發展規律。這不是說中國不需要盡力節能減排，而是說，不要輕談經濟結構調整和確立不切實際的節能減排目標。至少2020年之前，中國經濟將繼續保持較快增長，重工業化仍將延續，二氧化碳排放也將持續增加，我們可以將此進程作為節能減排的機會。同時，城市化進程也是生活方式選擇的過程，政府的政策引導和城市戰略與規劃可以選擇更為低碳的生活方式。
第二，正確把握能源需求這一有效能源戰略規劃的起點。能源需求預測和規劃應當符合中國階段性經濟增長的規律，能源投資規劃應避免短期化，以避免短缺對經濟的影響，減小匆忙應對短缺對經濟、環境和能源結構的影響。需要對中國能源安全作更為廣義的界定，中國能源安全必須兼顧石油戰略儲備和低碳的能源多元化。而且，在新的能源和環境形勢下，行業能源戰略規劃拘泥于本行業的角度存在明顯的不足。
第三，重視中國低碳經濟發展成本問題。低碳發展的成本，微觀地說是增加消費者的能源成本，宏觀地說則是對GDP增長的負面影響。要使全球減排有意義，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都必須參與，發展中國家盡量控制增量，發達國家減少排放總量，這就是中國的碳強度目標與發達國家減少碳排放的承諾目標的一致性和區別。
這其實也反映了共同減排、不同責任的基本原則。溫室氣體是一個超越國界的問題，但解決問題必須考慮不同國家的實際情況。只有世界各國共同合作致力于該問題的研究與解決，在合理公平、合乎實際的國際氣候框架下統籌減排，兼顧發展中國家的能源成本問題，才有望使全球氣候變暖問題得到有效解決。
第四，兼顧能源強度和碳強度目標。中國經濟發展受到兩方面的約束，一方面是能源需求大幅度增長和能源資源有限性的約束，另一方面是環境容量的約束。中國的可持續發展要求通過節能來減排，同時需要通過改變能源消費結構減排，降低對化石能源的依賴，發展清潔的可再生能源。解決二氧化碳排放問題，重點應當是在經濟發展中減少能耗，而不是耗能之后再去解決減排問題。(中國社會科學報，文 林伯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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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未來能源安全藍圖》概要
3月30日，美國政府發布《未來能源安全藍圖》。這份報告全面勾畫了美國未來的國家能源政策，提出了確保美國未來能源供應和安全的三大戰略，將對全球能源市場和能源行業以及各國能源政策產生重大影響，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這份報告提出，美國未來的三大能源戰略是：
第一、油氣開發回歸美國本土，確保美國能源供應安全。一方面擴大本土油氣資源開發，增加傳統能源供應；另一方面在清潔能源領域開展全球合作，引領世界開拓新興能源供應。
第二、推廣節能減排，削減美國能源消費。節能減排產品主要分為節能減排的交通工具和高效節能的住宅和建筑兩大類，政府已出臺并將相繼推出新的政策措施以引導消費者主動使用節能減排產品。
第三、激發創新精神，加快發展清潔能源。實施能源人才振興計劃，在清潔能源領域重返“創新”引領者的地位；激勵民間資本投資，使民眾在“能源獨立”和“清潔能源”計劃中受惠得益；最后奧巴馬強調政府要發揮示范效應，率先使用清潔能源。
這份報告還詳細論述了奧巴馬政府為了克服某些挑戰所做的努力和已經啟動的項目，以及未來發展方向。
擴大美國本土油氣資源開發和生產是美國最重要的能源戰略之一。2008年，美國進口石油1100萬桶/天，奧巴馬定下雄偉日程，到2025年減少三分之一的石油進口。報告提出，要實施安全改革、加強安全監管、注重安全開采。為加速美國本土的石油和天然氣開發與生產，內務部已經針對海上租賃計劃制定激勵措施，包括縮短租期以鼓勵盡早開發，對開采較好的公司予以租賃延期獎勵、租金及特許權使用費方面的優惠。
發展清潔能源是美國能源戰略的核心。按照奧巴馬的說法，美國只擁有世界上2%的石油儲藏，而美國消費了世界25%的石油。即使開采完美國擁有的每一滴石油，美國也將面臨能源短缺問題。因此，保證美國能源供應安全的唯一辦法是永久性地減少我們對石油的依賴，尋找方法提高能源效率，少用石油；發現和生產更清潔和低排放的可再生能源。
報告提出要引領世界發展清潔能源，在未來25年里將清潔電力的比例加倍。具體包括在與全球合作伙伴共同發展清潔能源，通過“1603”條款擴大可再生能源生產，取消化石燃料補貼來支持清潔能源，投資ARPA-E項目突破清潔能源技術瓶頸，發展智能電網技術，致力于國際生物能源發展，研發“便攜式生物燃料”，激發大西洋離岸風力開發潛力，促進電動汽車及汽車電池的研發，以及加大軌道交通建設。報告還提出要建立新的國際核能框架，以“核燃料租借”的方式使所有國家既能從核能受益，也能防止核技術和核燃料的擴散。
報告提倡要引導消費者主動節能減排，未來擬出臺配套措施以支持這一行動。在汽車方面，設置新的燃油經濟性標準和溫室氣體排放標準，在車輛使用年限內將節省18億桶石油。在高級交通工具和基礎設施方面加大投資，預測電動汽車電池成本在2009-2013年將下降一半。
建筑能耗占能源消費的70%，“改進建筑能效”項目致力于在未來10年將建筑能效提高20%。發展“電動汽車友好型”社區，推廣商業建筑和產品的“能源之星”計劃，鼓勵居民參與“HOME STAR”項目，享受折扣返還優惠活動，包括1000-1500美元的銀星折讓優惠，3000美元金星折讓優惠等活動，降低購買節能設備的花費。
報告提出聯邦政府要發揮示范效應，率先使用清潔能源。為了達到2020年溫室氣體減排目標，聯邦政府將會減少自身活動中的排放量，相當于少用101億桶石油，從而節約高達110億美元的能源開支。聯邦車隊中將加倍混合動力汽車的數量，在2015年實現100%的替代燃料車隊配置。建設節省運營成本的高性能建筑，預計到2020年全新的聯邦大樓將實現能源完全自給。
“歷任總統和形形色色的政客曾承諾實現能源獨立，但至今尚未實現”，奧巴馬在喬治敦大學發表演講時說。此次新政他重提美國實現“能源獨立”的計劃，并為此設定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目標。但是，我們認為，推行能源獨立以確保美國能源供應安全的做法不切實際，也是不可能做到的。美國自尼克松時期就試圖實現能源獨立，以后的多屆政府也曾致力于解決能源供應安全問題，但都無法做到“自給自足”式的能源獨立。
我們認為，美國不可能擺脫石油依賴，但卻可以進一步降低對中東的石油依賴。當前，石油對美國的重要性依然是無可替代，但是美國不斷調整著石油進口國的對象，逐漸降低對中東地區石油的依賴，石油進口主要來自加拿大和拉美地區。中東在美國大棋局中的地位下降將導致一系列后果，中國、印度這些高度依賴中東石油的國家以及中東國家本身將受到影響。
未來美國的能源政策將重點向清潔能源領域傾斜，并且從生產方和消費方同步啟動多種項目，引導能源供應商和消費者主動生產和使用節能減排的產品和材料。依照《未來能源安全藍圖》所勾勒的能源前景發展下去，美國不僅可以擺脫自身對石油的依賴，還能引領世界發展清潔能源。不過，在未來相當長時間內，清潔能源目前只能是輔助能源，而不可能成為替代能源。美國要實現宏偉的清潔能源目標，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全文略。編譯 彭薇，審校 管清友)
(本文綜合半月談、京華時報、南方日報、中國社會科學報及中國經濟網等媒體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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