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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生活周刊201135期封面
大孤山石化區是大連重要的石化基地
2010年9月17日，浙江金華市區秋濱街道一廢棄廠區內發生廢酸泄漏事件，泄漏強酸約8噸，刺鼻的氣味在周邊彌漫
綠色和平自身項目主任賴蕓在排污口取水樣
政府、公眾與企業的環境博弈
搬不走的化工廠
主筆◎李偉?? 攝影◎于楚眾
8月14日，大連市政府宣布大連福佳大化PX項目立即停產并搬遷。這個占地80公頃的化工項目，含流動資金共投資95億元，是目前中國單系列規模最大的芳烴項目。
大連市民也許得到了一個滿意的結果。但問題在于，這樣一個從工程立項到環境測評都一路綠燈的重大項目，為何在投產26個月后遇到了如此強大的阻力和反對？一個近百億元的項目的巨大損失該如何承擔？它將如何搬遷，搬到哪里？這并非是一個單純技術就能回答的問題。因為，福佳能夠搬離大連，但龐大的化工業卻無法從中國撤退——2000年后，中國進入了新一輪的重化工業時期。化工業的增長始終維持著GDP增速的兩倍。2010年我國石化業總產值為8.88萬億元，僅次于美國居世界第二位，其中化學工業產值居世界第一位。預計到2015年石化產業的產值會達到15萬億元左右。
現實的情況是，化工業是我國國民經濟支柱之一，其重要地位無須贅言。我國已生產和上市銷售的化學物質大約有4.5萬種，其中列入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危險化學品名錄的有3000多種。從某種意義上講，這4萬多種化學物質構成了我們身邊的世界。
問題是：每一座城市、城市中的居民該如何與化工業共處？換一個角度也許更貼切——化工業如何與公眾保持和諧而不是對立？如果有了這個前提，福佳大化的百億元損失是否就可以免于浪費，畢竟這是一筆巨大的社會財富。在重大項目的實施過程中，企業、政府、公眾構成了參與的主體，也是博弈體系的主要力量。企業代表資本與技術，是項目的投資方；政府擁有行政力量，是監管者；而公眾則是環境問題的承擔者，也是利益最相關群體。
但在目前的博弈格局中，企業成為主導力量，決定了項目進程。政府是項目的利益受惠者，因為投資會帶來GDP、稅收與就業。作為利益最相關者的公眾，卻處于弱勢地位，不僅參與度低，意見也無法得到尊重。這種博弈并不平衡。
200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影響評價法》開始實施。2006年《國務院關于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環境保護的決定》明確要求：“對涉及公眾環境權益的發展規劃和建設項目，要通過聽證會、論證會或社會公示等形式，聽取公眾意見，強化社會監督。”國家環保總局《環評公眾參與暫行辦法》特別指出：公眾參與是解決中國環境問題的重要途徑，而環境信息披露制度是公眾參與環境事務的前提。
但在項目決策與運行中，公眾缺乏參與的狀況并未有本質的改觀。“環境影響評價法”雖然規定了公眾參與的原則，卻并未給出公眾參與的明確途徑和程序，在方式方法上也語焉不詳，甚至對政府如何對待公眾意見也沒有規定。更重要的是，公眾意見對環評審批并不擁有否決權。這導致公眾缺乏對重大項目設計和可行性研究的參與權和監督權，甚至連最基本的獲得環境信息和參與環保事務的知情權也付之闕如。畢竟，環境信息披露制度是公眾參與環境事務的前提。
沒有公眾對于“環評”的反復質疑和挑剔，那么該如何保證“環評報告”的質量？該如何相信它是經得起推敲和考驗的？如果公眾將利益委托給專家，這些受雇于企業和政府的技術派們是值得信任的嗎？“科學主義”并不能代替公眾知情權與參與權。
這就導致在項目完工后，公眾與企業之間始終處于對立狀態。公眾以抗議的方式表達對環境的不滿，當事故發生后則陷入恐慌。而企業往往更愿意通過繳納罰款或搬遷完成“救贖”。當環境事件爆發時，政府則陷入被動狀態。沖突—調解—罰款—搬遷—繼續沖突，但環境問題依舊沒有解決。
在我們的時代，公民自身的環境意識已前所未有地提高，與公眾參與制度的落后形成了鮮明反差，這也帶來了制度革新的壓力。解決環境與發展的問題，需要維系一個企業、政府與公眾平衡博弈的格局，共同參與，相互制約。
如果重大工程的決策始終以效率為目標，而忽視規則的平衡，那么，效率也終將付出不該付出的代價。■
誰來制約化工業？
企業、政府與公眾構成了三方博弈體系，如果其中公眾力量過于弱小，則會使這場博弈處于失衡的狀態。資本沒有了對手，化工業就會失去制約。
主筆◎李偉?? 記者◎魏一平
化學的威脅
在沈曉寧的行李箱里，塞滿了各種型號的取樣瓶、防化服、膠鞋和口罩。日常的衣物只占了其中一個小小的角落，而且都是特別舊的衣服。因為她要去的地方，總是很臟、很臭，讓她感到特別惡心。
拖著這樣一個行李箱，這個文靜的女孩兒經常被安檢攔下來。傳送帶后面的監控器，對于箱子中紫色、黑色的小水瓶感到好奇。“幸虧，他們從沒讓我喝一口證明一下。要知道，那可是從排污口新鮮出爐的樣品啊，聞一下頭暈目眩，喝一口還不要了我的小命。”沈曉寧告訴本刊記者。她是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的一名工作人員，在做污染調查的過程中，經常要去排污口采集樣品。
通常，清晨四五點鐘，沈曉寧和她的同事們就要開始工作了。在依稀可辨的晨光中，他們沿著江邊往排污口的方向走。空氣從清新，逐漸變得讓人無法呼吸，隨著刺激、酸臭的味道越發強烈，排污口就呈現在他們的眼前。
白天的取樣還是相對順利的。但是為了拿到污染的證據，還需要在不同時間段對污水排放進行“偵查”，從而找到異常情況。有點像警察經常干的工作——蹲點，從清晨到深夜，整整一天都需要不停地在排污口周圍巡邏。“難熬的是，在這樣氣味刺鼻的地方，守候一天可不是好玩的。”沈曉寧說。
晚上的工作更加重要。因為很多污染企業為了躲避檢查，都是在深夜偷偷將沒有處理的污水直接排入河流。往往這時候，排污口的水量異常大，顏色很深，水面上全是白色的泡沫，延伸至江中間。“我不禁在想，他們究竟在排放什么東西！這次取20多瓶水樣大約花了白天兩倍的時間。將樣品運回去后，每個人都精疲力竭了。”沈曉寧說。
得到樣品，只是污染調查的第一步，然后他們會將樣品送到實驗室化驗，分析其中的有害成分與濃度，最后出具報告。其中很多化驗工作是在國外完成的。
近幾年來，綠色和平組織在中國展開了一系列環保調查。包括2010年“7·16”大連油罐爆炸與石油泄漏事故、珠江流域污染狀況、電子行業與紡織業排放調查。他們認為，工業化產生的化學污染，已經成為中國環境惡化的最重要敵人。
以水污染為例，按照中國地質環境監測院在2005年的報告，中國70%的江河湖泊被不同程度污染，其中50%的污染源來自工業。“而工業的污染后果，又遠比生活污染源嚴重得多。”綠色和平自身項目主任賴蕓告訴本刊記者，“這是因為工業領域使用和排放的化學品中，含有大量的重金屬和有毒的有機化學品。”這些有害化學品的危險性在于，他們不僅有持久性，不容易在環境中降解，而且還可以通過食物鏈在生物體內蓄積，產生更廣泛的威脅。
這些有害物質可以通過洋流、大氣沉降和食物鏈被送到遠方。因此在賴蕓看來，沒有人會幸免，“一些有害物質即使含量極少，也能干擾人類和野生動物的內分泌系統，而其他一些甚至具有致癌性或生殖毒性”。
綠色和平認為，化工業、電子產業和紡織業是這場化學污染的三大排放源頭。化工業生產了數萬種化學物質，電子行業使用了大量的鉛、鉻、汞等有害金屬，而紡織業則在印染環節中使用大量的化學助劑，產生大量的廢水，其中部分物質是有害的。
以化學原料業為例，在2009年環境統計年報中，占廢水排放量的14.2%，占化學需氧量的11.3%，氨氮排放量的35.7%，重金屬排放的11.6%。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建立了一個污染企業的數據庫，登記了自2003年以來涉及環境污染的5萬多家企業。其中以“化工”為關鍵字搜索可以得到6400多家企業，以“化”為關鍵字，則會增加到1萬多家。
化學工業是現代工業的基礎，也是生活得以運轉的基石。廚房里的燃氣、各種服裝面料、裝可樂的塑料瓶、洗發水、清潔劑與油漆……林林總總都是化工業的杰作。每年在全球實驗中，人類會制造出上千種新的物質。每年進入中國申報、登記、生產、銷售的化學物質達到100多種。
我國已生產和上市銷售的化學物質大約有4.5萬種，其中列入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危險化學品名錄的有3000多種。從某種意義上講，這4萬多種化學物質構成了我們身邊的世界。
2009年，賴蕓的同事馬天杰和張淼對《中國現有化學物質名錄2009》進行了一次比對分析。“我國當時僅有‘危險化學品名錄’，對于極毒、易爆、易腐和輻射性強的物質做了記錄。但是對于持久毒性、致畸致癌、生殖毒性、內分泌干擾物等化學物質，并沒有專門的名單和說明。”
于是他們參照了國際上一些優先控制的化學物質名單，對超過4.5萬種化學物質進行了梳理，識別其中的有毒有害嫌疑物質。用來比照的資料包括：《斯德哥爾摩公約》、奧斯陸－巴黎(OSPAR)公約的有限性動物之名單、美國環保署有毒物質排放清單中的PBT化學物質名單、歐盟高度關注物質名單等。
這項分析最終標注出了159種需要高度關注和控制的物質。在歐盟水框架指令的33種優先物質中有31個存在于中國現有化學名錄中。另外，美國有毒物質排放清單中的20種類優先于PBT物質中的11種類物質，以及歐盟REACH指令38種類高關注物質中22種類物質都存在于中國。這些物質中有很多都在紡織、電子、油漆和塑料等于生活緊密相關的行業中廣泛應用。
“比如壬基酚是一種內分泌干擾素，在我國紡織業中用于表面活性劑；而有機錫化合物被用于船的底漆，中國科學家的研究發現，中華鱘的消亡極可能和這一物質有關。”張淼告訴本刊記者。
盡管節能減排已經作為國家目標，環保部門的執法力度越來越強。但賴蕓對于化學污染的憂慮絲毫沒有減輕。“監管機構根據化學耗氧量(COD)和生物耗氧量(BOD)來評定企業的排污標準。但這是針對常規污染的方法。問題是，有毒有害物質被人為制造和使用，它們并不能在污水處理廠中被消解掉，最終還是進入到環境中循環。”
產業大遷移
PTA(精對苯二甲酸)是一種重要的化學原料，主要用于生產聚酯。而聚酯纖維(滌綸)是合成纖維最主要的品種，在世界合成纖維總產量中占將近80%的比例。瓶級聚酯切片則用來生產礦泉水瓶和碳酸汽水瓶。生產PTA則需要上游產品PX(對二甲苯)。石油經過一定的工藝過程生產出石腦油(別名輕汽油)，石腦油再經過一定工藝過程就可以提煉出PX。
如果不是廈門與大連PX項目的爭議，“對二甲苯”不過是一個冷僻的專業名詞。2002年以前，我國限制對PTA的投資，因此上游PX的需求增長也相對平穩。2002年修訂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將PTA由限制類改為鼓勵類，國內市場一直被抑制的需求迅速爆發，并直接拉動了上游PX的需求。
某種程度上，PX的消費與生產，直觀地體現我國這一輪化工業的狂飆速度。
2003年，我國PX進口突破100萬噸，2008年達到340萬噸，成為世界最大的PX消費國與進口國。在巨大的需求推動下，PX項目投資備受追捧，一大批新項目陸續上馬，生產能力迅速放大。“十一五”期間，國家發改委批準的新建PX項目共有6個，分別位于遼寧、江蘇、福建和廣東，2009年產量達到600萬噸，2010年達到747萬噸，產能居世界首位。中國產量已經占到了全球產量的近1/4。
2000年后，中國進入了新一輪重化工業時期。化工業的增長始終維持著GDP增速的兩倍。石油和化學工業規劃院總工程師李君發告訴本刊記者，近10年石化業總資產年均增速在15%以上，利潤年均增速18%以上，產值、固定資產投資及進出口總額年均增速20%以上。
2010年我國石化業總產值為8.88萬億元，僅次于美國，居世界第二位，其中化學工業產值居世界第一位。按照國際和國內發展規律，石油和化學工業發展速度一般高于國民經濟發展速度，“十二五”期間仍將將保持10%左右的增長速度。按照李君發估計，2015年石化產業的產值會達到15萬億元左右。
除了因環保而受關注PX產量已達世界第一，化肥、農藥、染料、純堿、燒堿、甲醇、輪胎產量也居世界第一。原油加工量，及重要的基礎化學產品如乙烯、合成樹脂、合成橡膠的產量居世界第二位。如果從化學產品的生產能力看，我國已經是世界第一大化學工業國。
按照國際規律，大型石化產業沿大江、海岸分布，一方面方便大宗貨物運輸，解決生產用水需求；另一方面則利用江海的龐大的容納力，方便排污。我國也不例外，從2003年開始，我國重化工業布局在沿海地區已經成普遍趨勢，各地重化工業比重占規模以上工業的70%左右。從北向南1.8萬公里海岸線上，大碼頭、大化工在許多省市到處落腳。在中國八大石化產業基地中，除了黑－吉基地和西北基地外，其余六大基地都分布在東部海邊和長江沿岸。其中大連憑借港口和政策優勢，已經取代大慶和吉林，成為目前中國最大的原油加工基地。
按照德意志銀行的分析，中國2005年GDP占全球的12%，2015年將占到21%。由于人均化學品的消費與GDP有明顯關聯，即隨著GDP的不斷上升，化工產業在中國GDP中所占的比重也在上升。
另一方面，中國化工業的發展與全國石化公司的產業轉移同步。與其他制造業一樣，在過去的10年間，跨國公司石化巨頭都已在中國建立了巨大的生產基地。德意志銀行的報告進一步認為，2008年后的金融危機將進一步加快這種產業轉移的速度。2007年中國化工市場占全球11%，德意志銀行認為到2013年這個比例將飆升到19%～20%。
美國福陸工程公司亞洲業務高級副總裁喬德哈瑞認為，在中國建石化工程優勢明顯。“從我們已經獲取的數據看，中國正在規劃或者建設的項目數量已居世界第一，我們公司在歐洲已感覺到項目數量下滑的威脅。另一方面，在中國進行石化項目工程建設存在很大的成本優勢。根據我們的保守估計，如果在美國做一個項目成本是100，那么在中東的成本就是110，而如果在中國建設的話，成本就是80甚至更低。”喬德哈瑞說。
地方政府成為石化項目最初鑒定的擁護者和最實際的受惠者。由于石化產業鏈長，不同化工產品互為原材料，產業的聚集度極高。一家煉油、乙烯企業落戶后，將帶動數家相關化工企業建廠。無論對投資規模、GDP、就業、財政收入都是極大的拉動。
作為石油化工的“龍頭”，乙烯是合成塑料、合成纖維、合成橡膠、醫藥、染料、農藥、化工新材料和日用化工產品的基本原料，也是用途最廣的基本有機化工原料。目前一家百萬噸級的乙烯企業至少需要500億元的投資，而帶動的相關產業投資則會超過100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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