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入秋以來,全國多個城市接連發生“灰霾”,PM2.5一詞浮出水面,引起公眾的普遍關注。在這場大城市的空氣問題成為大家共同抨擊的議題的同時,負有監管責任的環保部門表現很“官僚”,反應慢了半拍。以北京為主要代表的一些城市因為發布的空氣質量報告與個人的現實感知差異太大,形成了“兩張皮”。同時,一些非官方的空氣質量監測數據開始通過現代傳播技術得以迅速散布。這一拋棄政府監測數據的做法,從側面表達了對環保部門的強烈不滿。
不過,讓人感到欣慰的是,先有溫家寶總理強調環境監測結果要與人民切實感受更加接近,后有李克強副總理要求抓緊做好PM2.5監測的準備。之后,我們終于看到了監管部門姍姍來遲的決定:在第七次全國環境保護工作大會上,環保部部長周生賢公布了PM2.5和臭氧監測詳細時間表。2012年,中國將先在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重點區域以及直轄市和省會城市開展PM2.5和臭氧監測。2016年,在全國完成PM2.5的監測工作。
環保部環境監測司副司長朱建平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從技術上說,沒什么難度,PM2.5是PM10里的一部分,監測原理和PM10沒差別。而且監測點位也是在測PM10的點位上同時開展,不需要重新布點,只要在原來測PM10的點上再增加一套監測PM2.5的設備即可。讓公眾無法理解的是,既然從技術上講沒什么難度,那么此前為何面對公眾的呼聲遲遲不作反應?為何還要分布走、一直拖到2016年才實現全國監測?此外,至今為止,我們還未看到環保部門采取有效的措施去遏制空氣質量進一步惡化。在一定程度上,空氣污染已成為北京肺癌病例徒增的誘因之一。如果按照環保部的時間表,那時哪還來得及去治理呢?
在環保監管部門反應遲滯的情況下,包括達爾問求知社在內的一些國內民間環保組織開展了民間監測空氣行動。《南方都市報》刊文認為,表面來看,民間的監測行動在科學性上面顯然與政府機構無法相提并論,例如一臺官方監測儀器的價格是70萬,而民間的一臺只有2.5萬。但是,民間監測力量的集聚形式與動力是不容輕視的,一旦政府在空氣監測問題上依舊怠慢,這勢必將激起民間更為廣泛的質疑之聲和更為強烈的挑戰。正是在這一層意義上,環保部門必須摘下傲慢的面具,傾聽民意,在與民間良好互動的基礎上不斷提升公共服務的水準。
環保總局升格為環保部迄今已經有3年多的時間了,而中國的環境污染近幾年反而有惡化趨勢。目前中國十分之一土壤遭受重金屬污染,26%的環保重點城市空氣質量超標,五分之一的水質為劣V類,許多重要的環境指標都比2008年前更加惡化。按環保部官員的說法:“雖然局部有所改善,但環境總體惡化的趨勢仍然沒有得到遏止。”然而,環保部門的監管力度和效果卻在減弱。2011年云南曲靖陸良化工企業非法傾倒5000噸鉻廢渣造成嚴重污染,被環保部門勒令停工,但不久后該企業即違反政令公然復產。而環保部門的懲罰措施卻難以到位,對該企業毫無辦法。
環保部門演變成今天之現狀,讓人深感惋惜。因為,這個部門曾經是最有沖勁、最富創新精神、最得公眾信任的部門之一。從一次次的“環保風暴”到“區域限批”,環保總局將政策用到了盡頭,終于引起了全國對于污染問題的重視。雖然這些“風暴”聲勢很大,但卻都未能變成常規性制度固定下來。當時也有許多專家和官員強調,環境保護靠“風暴”不行,要靠加強環境監督管理的法治化、科學化、規范化云云。但如今的情況是:不僅制度未能徹底貫徹落實,連“風暴”都沒有了,結果只能是環境污染進一步惡化。
近年來,利益集團之間的博弈日趨明顯。作為重要利益集團的大型企業和地方政府追求經濟利益的欲望也更加強烈。而這些經濟利益主體無一不掌握了巨大的政經權力,甚至超越于環保部門所能管轄和監督的范圍之外。例如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紫金礦業等幾次污染事件,環保部事先既無法參與項目決策、過程中無法進行有力的監督,事后也無法對此實行處罰,反而是環保官員為此類污染后果辭了職。在中國,正是這樣的強大利益集團才有資格成為污染的主體。
有人說,利益集團當道,環保部門勢單力薄,難以有所作為。我不同意這個說法。利益集團形成是個現實,地方政府強大也是現實,可中央監管部門的職責,難道不正是要突破這些困難、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各項政策嗎?正如當前中央進行房價調控,不正是在房地產利益集團和地方政府的重圍中艱難突破的嗎?是否有所作為,不取決于現實有多難,而是取決于有沒有“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決心與擔當。
如果一個部門的進取心、責任感只能在這個部門弱小、不那么官僚化的階段發生,那么我強烈呼吁取消環保部,重新恢復其環保總局的地位。當然,這只是玩笑罷了。中國社會利益集團的坐大和環保部門調節機制的無力,實際上凸顯了中國目前的政治格局下環保動力的缺乏。也是在此種利益格局下,最近傳來消息,長江上最后一個自然生態保護區終于被“調整”了——在這塊土地上,經濟利益至上所推動的環境破壞似乎已經無法阻擋了,而整個長江水系的生態惡化和生物多樣性的毀壞看起來已是指日可待。
而可能阻止或減緩這一切發生的,是重新認識和激發我們國家的環保社會動力。在歷史上,任何一個現代化國家都曾經歷過工業化進程中的環境污染問題,而環境污染的利益相關方的參與也被證明是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所在。遭受污染損害的中國的公眾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并開始采取行動,對利益集團的污染舉措進行反制,如廈門PX事件、大連石化項目事件等。無論從環境保護、還是改善中國社會利益結構的角度來看,這都應被視為一個好消息:惟有人民大眾作為利益相關方加入利益博弈,制約地方政府和大企業等利益集團的污染行為,而不是被動地等待環保部門的作為,中國的環境保護和社會穩定才有出路,科學發展觀的各項政策才能真正落實。
碧水藍天不是等出來的,而是干出來的。在利益集團絕不會憑空消失的格局下,環保部門敢不敢干、能不能干,考驗著環保部門究竟是科學發展觀的排頭兵,還是疊床架屋的官僚機構。(楚龍)
分享到: 歡迎發表評論我要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