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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可持續性日程的現狀，很難不讓人想起西方的經典故事——巴別塔。這個故事出現在圣經的開篇——《創世紀》里。故事的大概內容是這樣的：在橫掃整個已知世界、淹死了大部分人的大洪水之后，剩余的人類聚到一起，講著同一種語言，要修建一座“高入天堂”的巨塔。
但這恰恰造成了麻煩。上帝發現了他們正在做什么，于是來到人間視察。上帝擔心塔建好之后，人類的野心仍不會停止，于是決定給他們制造些混亂，辦法就是讓語言多樣化并將他們分散到世界各地。
有時，語言可以成為統一和團結的偉大紐帶，但有時也會造成分歧，引發深刻的誤解。盡管我們還沒有到那么嚴重的地步，但我感覺可持續議程上語言的碎片化已經引起了不少問題，而且很可能變得更嚴重。因此，盡管看起來似乎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我們或許應該從現在開始思考如何把巴別塔的故事倒過來，為所有那些正在致力于推動經濟向更可持續方向發展的人們創造出一種統一的語言和詞匯表。
2012年發生的事情只會讓我更加焦慮。今年六月的聯合國里約20+峰會，本來是要將“綠色增長”作為關鍵性目標之一，以刺激“綠色經濟”的發展。但一些亞洲國家，特別是中國表達了對目前這類概念界定方式的質疑。最近荷蘭德勤領先創新中心的學界同事們進行了一項新的研究，題為“走向零影響增長”。研究顯示，在企業責任、問責性和可持續性日程中的語言擴散正在加速。
語言的演化并沒有任何本質上的錯誤，科學和技術領域的進步常常會激發出新的(常常還是競爭性的)概念和術語。我們還能看到相互競爭的不同平臺，就像信息技術萌芽時期，微軟和蘋果等對手在對未來的不同藍圖勾畫上展開“肉搏”，比如究竟是開放還是閉合架構會成為主導。
如今，隨著可持續性的日益商業化，歷史再次重演。現象之一就是使用的術語越來越多，語言的泛化讓很多參與到可持續事業中來的商界人士暈頭轉向。
當年在IT革命的早期，不同類型的電腦之間無法進行連接和信息交換。如今，我們同樣發現不同的可持續性平臺有可能導致溝通的困難。比如，三重底線、“從搖籃到搖籃”設計、“金字塔底層”商業模式、循環經濟、行為經濟學、生物模擬以及零基礎目標……面對這些令人興奮的領域，我們怎樣才能將他們最好地聯系在一起呢？
這些概念在不同的社區使用，有些是重疊的，有些不重疊。在很多情況下，這些概念和術語都被當作“入場”的標志，聯系起來形成對相關問題的看法。比如，如果你認同設計上的“從搖籃到搖籃”理論，你的目標將是讓所有原材料都來自同一個供應鏈，或者實現一個可以完全生物降解的經濟，又或者利用各種廢物回收再利用系統來確保一個幾乎完全的循環經濟。零基礎目標非常容易與之混淆，而從搖籃到搖籃設計從本質上說也是要推動停止所有有毒物的使用。
但是，在某些情況下，讓一些具有潛在毒性的物質留在系統中也未嘗不可，只要確保它們的處理和排放方式不會造成問題就行。這也正是阿迪達斯、耐克和彪馬等體育用品巨頭在其創新性的路線圖中采取的辦法，目標就是在中國的供應鏈中實現“危險化學品零排放”(ZDHC)。
為避免混淆，德勤領先創新中心澄清了那些“零影響增長”并不包含的事物。比如，它并不意味著“零增長”，也和任何東西的“零目標”沒有關系。實際上，它的意思是要為可持續的資本主義設置邊界。德勤領先創新中心引用了二戰時期美國將領奧馬爾·布萊德雷的話說：“我們現在要靠星星來導航，而非每一艘過路船只的燈光。”這意味著，如果我們想要避免退入一片混亂或者無所作為，就需要對我們努力實現的目標確立一個北極星式的定義。
為了更好地掌握企業巨頭在這個問題上的情況，德勤對“聯合國全球契約”、“ 關注氣候行動”以及“CEO水之使命”等團體的成員企業進行了調查。調查使用的全都是公開渠道信息，調查對象共65個，分布在10個核心產業和25個部門。最終，得分最高的是聯合利華，原因是其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可持續生活計劃”。
從最佳實踐的角度來說，先進企業有很多。比如，在“聯合行動”上，熱情推廣ZDHC路線圖計劃的六家公司就值得贊揚，包括：阿迪達斯、C&A、H&M、李寧、耐克和彪馬。另外，彪馬在“市場外部性國際化”方面所做的“環境損益”工作也表現出色，可圈可點。
至于未來進展的主要障礙，分析家們都回想起了巴別塔的故事。他們說，他們的研究“表明企業用來解釋其可持續性努力的語言缺乏一致的定義和描述”。這既妨礙了準確的分析，也妨礙了相關企業戰略的有效實施。很顯然，在這方面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但不管人們打算用什么方法來統一可持續性語言，只要同時能夠幫助四散的專家群體團結起來，并且建立至關重要的信息交換群，就一定能夠取得成功。
約翰·艾爾金頓，飛魚星執行主席，SustainAbility組織非執行主管。其博客地址為www.johnelkington.com。
譯者：奇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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