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污需要什么風

　　 媒體近日報道稱，到2015年，北京將實施更精準的氣象監測預警，霧霾等高影響天氣將提前2天以上預報。這是好消息。不過對老百姓而言，更渴望的好消息是消除霧霾。

　　 數日前，面對遲遲無法消散的霧霾，北京市環保局前副局長、前新聞發言人杜少中曾在微博中感嘆：環保基本靠風？這個問題看似戲謔，實則嚴肅。人們真的只能把清潔空氣寄望于老天爺嗎？

　　 只有“風”才立竿見影

　　 縱觀工業革命后的環境活動發展史，“經濟發展—污染—治理”的路徑似乎從未有過改變。著名的霧都倫敦，曾經因為1952年的煙霧事件而導致多達12000人喪生，其罪魁禍首是燃煤取暖排放的二氧化硫和粉塵。洛杉磯的“光化學煙霧事件”也是世界經典的環境公害事件之一，即使是經過幾十年的努力治理，洛杉磯依然背負著美國人民心目中“污染最嚴重城市”的惡名。

　　 環境經濟學研究中有一條經典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即隨著GDP的增長，環境問題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趨勢。不論是倫敦還是洛杉磯，其環境變化均符合這樣一個趨勢。這一方面是由于工業化初期人們對于環境保護的重視程度不夠，另一方面經濟發展初期很難有足夠的經濟實力將環保作為一項必需的事業。“邊污染邊治理”的美夢極易被經濟利益的誘惑打碎。

　　 相對于倫敦和洛杉磯的慘痛過往，我國的環境問題更為復雜。最近十余年來，學者們在中國大城市進行了大量PM2.5來源的研究。以北京為例，雖然不同的研究中各種污染源所占比例不同，但毫無疑問的一點是：燃煤、汽車尾氣、二次氣溶膠（光化學反應）、其他地區的污染傳輸，都是北京大氣PM2.5的來源。同樣，在廣州，汽車尾氣和燃燒排放兩個污染源對于PM2.5的“貢獻”也是難分高下。

　　 正因為來源復雜，PM2.5的治理空前困難。因為經費、技術力量等局限，我國環境管理的基本思路是首先治理污染最重、影響最大的污染源，即抓主要矛盾，治理好一項再進行下一項。但要治理PM2.5，只抓單獨排放源是“按下葫蘆起了瓢”，付出很大力氣也未必見效果。所以說，快速的經濟發展是環境污染的催化劑，快速經濟發展帶來的復合污染加重了大氣PM2.5的排放并增強了治理的技術難度。在我們享受高速發展帶來的生活質量提升的同時，也必須接受環境污染這個副產物。

　　 “環保基本靠風”并非一句調侃，在目前無法有效控制污染排放的前提下，要想在短期內立竿見影地吹走陰霾，只能靠大風。

　　 北京80年代空氣嗆人

　　 風只能起到短期效果，長期而言，還是要靠對污染排放的治理。曾飽受空氣污染侵害的西方發達國家對此有豐富經驗。洛杉磯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光化學污染事件是美國環境管理的轉折點，不僅催生了著名的《清潔空氣法》，也始終起到了環境管理的示范作用。

　　 在洛杉磯，環境管理措施的核心包括：設立空氣質量管理區，加大區域環境管理部門的自主權，使環境政策有效落地；設立排放許可證制度，嚴控排放源；為交通污染源（從內燃機、汽油到排放）設立嚴格標準；開放環境交易市場，引入市場化手段；投入強有力的科研及管理力量，開發通用的環評軟件及有效的污染控制技術。經過近40年治理，盡管洛杉磯的人口增長了3倍，機動車增長了4倍多，但該地區發布健康警告的天數卻從1977年的184天下降到了2004年的4天。

　　 值得欣慰的是，我國除環境法律法規漸成體系外，還在逐漸消化吸收美國的環境管理經驗。北京與洛杉磯有很多可比性，兩者不僅在人口規模和發展趨勢上相似，而且都毗鄰高大山系，污染物不易擴散。

　　 首先，京津冀地區的空氣污染治理聯合防控機制，有些類似于洛杉磯所在的加州地區的空氣質量管理區模式。細心的人已經注意到，霧霾天氣中，北京南部PM2.5的采樣點濃度更高，這與北京周邊更大強度的排放不無關系。打破行政區劃的限制進行區域聯防，有利于污染源治理的深化。其次，北京環境交易所自2008年開始運行，盡管目前主要是進行碳交易，相信隨著環境保護工作的深入，排污權交易也會提上日程。

　　 此外，就污染源控制而言，北京（甚至說全國）的策略與洛杉磯也不謀而合，都經歷了“控制煙筒冒黑煙—禁止居民露天焚燒垃圾—淘汰低標汽油（如使用京V標準）—制定更嚴格的尾氣排放標準—督促能源企業使用更為清潔的能源”等過程。這些手段已取得效果。

　　 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的學者研究發現，從1985年到1999年，北京的空氣質量出現了符合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發展趨勢，空氣質量的拐點出現在21世紀的前10年。盡管大家都在詬病北京不時出現的霧霾天氣，但比起上世紀80年代的嗆人空氣，北京空氣質量還是處于提升狀態的。這與北京市在環保方面逐年增大的投入不無關系。總之，盡管現狀并不算理想，以洛杉磯為鏡，我們能看到希望。

　　 但洛杉磯依然存在不少問題。空氣質量控制是艱難之旅，環境目標很難按時達成，即使已經進行了40年治理，洛杉磯目前的空氣質量依然沒有完全達到聯邦政府《清潔空氣法》的標準要求。同時，環境管理手段具有邊際效益遞減的規律，再加上人口數量和密度逐年增加，已經處于頂峰的環境管理手段愈發難以發揮作用。而且，隨著傳統污染物排放逐年下降，曾被忽視的微量污染物的毒性凸顯，美國在原來監測7種污染物的基礎上，又篩選出了189種空氣有毒物質，對于這些物質的監測和控制，需要投入較大的人力和物力。

　　 我國同樣面臨上述問題。巨大的人口基數和地區發展的不平衡，導致大量人口涌入發達地區，給這些地區的減排帶來更大壓力；而欠發達地區又由于技術、資金、當地重視程度等原因，成為減排工作遺忘的角落。二者疊加，環保形勢嚴峻。另外，污染物篩選仍然滯后，這將是未來環保部門工作的難點。

　　 更需人人參與之風

　　 對于環保，沒有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差別，每個人都有保護自己不受污染侵害的權利，也都有保護環境不被侵害的義務。同樣以美國為例。在美國，公眾參與促進了《清潔空氣法》的誕生，也督促了聯邦和地方政府不斷提出環境污染的解決方案，促進了環境政策的執行，同時民眾直接參與減排活動，為減少汽車尾氣排放等作出貢獻。

　　 我國的PM2.5事件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正是由于公眾的廣泛參與、新聞媒體和網絡一波又一波的炒作，才使得在美國經歷了二三十年研究才進入環境標準的PM2.5，在我國只經歷了環保部門不到十年的調研，就被納入環境質量標準。積極參與環境問題的討論，本身就是保護自己利益的一種方式。

　　 當然，也不能只喊抓賊卻不幫忙。就PM2.5而言，除了用口罩等物品保護自己外（保護好自己，減輕城市醫療系統的負擔，也是一種環保），我們還有很多小事可以做：及時檢查自己的汽車尾氣排放，多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少吸煙和吃烤串，減少使用電力和天然氣過程中的浪費。

　　 雖然這樣的節約很微小，但中國是人口大國，每個人注意一點點，乘以人口基數，就是一個很大的進步。環保關系每個人，中國環保要靠風，更要靠人人參與的社會風氣。

　　 （作者系自然地理學博士）

　　（原標題：治污需要什么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