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成

　　華東師范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副主任

　　不能再僅僅借助于傳統地緣政治的視角去考察中亞-里海能源合作脈絡。相反，建立一種基于新的假定的能源地緣政治經濟學分析框架正當其時。國家和企業圍繞特定地理空間內的能源資源的開發、運輸、定價等活動所表現出來的復雜關系，是一種可以實現雙贏的非零和博弈。

　　在習近平主席最近的中亞之行中，中國與土庫曼斯坦、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等國分別簽署了一大批能源合作協定，將新世紀以來日益勃興的中國-中亞能源合作推向了新的發展階段。結合“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倡議來看，這可能不僅僅是中國能源外交的新突破，也預示著地區外諸大國及國際與地區組織與中亞國家一道在歐亞地區構建能源統一空間的新契機正在浮現。

　　“能源大博弈論”的不足

　　一般認為，自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以來，能源問題與地緣政治已經不可切割。有學者甚至斷言，在某種程度上地緣政治爭奪的目標首先可能是能源。由此，中亞地區被視為大國圍繞能源供求進行激烈競爭的重要目標，它們彼此之間形成了一種零和博弈。

　　這種“能源大博弈論”在國際學術界以及卷入中亞事務的國家和國際與地區組織的決策圈很有市場，這使得新世紀以來國際社會有關中亞地區能源格局問題的討論經常會滑入新一輪“大博弈”的思維定勢之中。分析家越來越傾向于將中亞能源問題視為一種參與者有所增加的新的地緣政治游戲。除了中亞地區傳統的強權俄羅斯以外，地區外大國美國，崛起中的中國，以及其他大國和國際組織共同角逐中亞能源的開發、運輸和加工的主導地位。

　　由此，一種簡單化的歷史類比出現了。其主要論點是：

　　如果說19世紀末20世紀初沙俄和英國作為主要參與方的“大博弈”時代，大國在中亞的逐鹿是因為該地區重要的戰略位置的話，那么，該地區豐富的自然資源儲備，包括油氣和鈾礦等，已成為引發“大博弈”的根本原因。這樣一來，能源“大博弈”就被當作了一種既成事實。而中亞各國在蘇聯解體之后得以釋放的復雜的地緣文明環境，即其處于伊斯蘭文明、東正教文明、印度文明、中華文明四大文明的交匯地帶這樣一種文明交融與競爭的結合部狀態，也加深了國際社會的上述能源領域重回“大博弈”的認知。

　　最為流行的一種解釋模式是中國、俄羅斯以及美國等西方國家為了獲取中亞地區的能源資源發生了、發生著并必然會發生排他性的競爭乃至對立和對抗，任何一方的首要目標都是試圖將其他行為體從中亞排擠出去，形成自身對中亞能源的獨占性控制。

　　顯然，這種“能源大博弈論”的基本出發點是傳統的地緣政治學理論，并有著很多實際案例做支撐。畢竟，世界能源資源不均衡的地理分配以及基于這個原因的持續不斷的競爭、合作與沖突已經發生得太多太多。但這一論斷忽視了中亞國家作為國際關系行為體的主體性日益凸顯和中亞地區業已形成的復合型權力格局的基本事實，因而其對當下中國-中亞能源合作進展性質的辨識以及對未來中亞-里海地區能源合作結構的展望都可能失之偏頗。

　　中亞能源關系的特征

　　第一，中亞能源外運管道已經形成放射狀的網絡結構，任意一個外部大國或跨國公司及國有大型企業難以獨立掌控中亞能源，事實上的競爭與合作并存結構已經形成。從廣義上講，中亞-里海地區的油氣管道正從以俄羅斯為主導的單一性分布逐漸轉變為多國參與、多方合作和競爭的具有復雜性和多樣性的分布格局。

　　第二，中亞地區的油氣出口國和進口國眾多，供需關系較為復雜，參與中亞油氣開發和外運的國家和企業不比中東等成熟的石油供應地區少。從中亞油氣產地算起，通往歐洲的西向管道沿線有十幾個過境國；東向管道沿線包括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哈薩克斯坦；若中亞-中國能源管道繼續向亞太地區延伸則可覆蓋日、韓等國，原本作為終端市場的中國將變為過境國。

　　第三，中亞地區的油氣礦藏遠離出海口，內陸型特點決定了除管道外，其他運輸手段很難將資源開發的成果以較具競爭力的運費外運，這種生產國與消費國的跨境管道往往在客觀上造成了生產國-過境國-消費國及相關企業的復雜博弈關系，且這種博弈更多表現為一種合作競爭關系。

　　第四，中亞地區的能源生產國本身的自主性日益增長決定了其對外合作中的多元平衡不再是一項策略而演化為一條規范。中亞地區的事實是，區外大國和國際組織紛紛向中亞提供各類公共產品，大國競爭的悲劇正日益演變為一種小國合作的喜劇。這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中亞國家對外能源合作的多向度作為一項基本特征將長期保持。

　　因此，不能再僅僅借助于傳統地緣政治的視角去考察中亞-里海能源合作脈絡。相反，建立一種基于新的假定的能源地緣政治經濟學分析框架正當其時。在筆者看來，能源地緣政治經濟學包含了一套將能源生產國、運輸國與消費國的權力投射到能源豐富地區的綜合方法。它關注的主要問題包括：圍繞能源富集地區的爭奪和控制的國家間和企業間的復雜博弈；對能源的海陸運輸線和輸送管道的安排及在此過程中的復雜博弈，尤其是能源生產國作為國際關系行為主體的合作政策選擇的國際-國內聯動性。

　　我認為，國家和企業圍繞特定地理空間內的能源資源的開發、運輸、定價等活動所表現出來的復雜關系是一種特殊的博弈，是一種可以實現雙贏的非零和博弈。能源地緣政治經濟學的戰略目標，是建立和保持與所有參與者的一種動態合作競爭關系，最終實現共贏局面。內陸能源供應國的特殊地理環境更有可能促進這種博弈的參與者之間的相互依存、互惠互利的關系而不是僅僅導致競爭。

　　中亞能源的新絲綢之路

　　分析家們都注意到了各種現實和潛在的中亞能源外運管道體系間的競爭要素，并將之視為大國相互制衡的典型特征。如同上文所指出的，中亞-里海地區的能源輸出線路已經多元化：一是傳統意義上的中亞-俄羅斯能源走廊，即由里海管道財團石油管道、“藍流”天然氣管道、阿特勞-薩馬拉石油管道和中亞-中央干線天然氣管道組成的由俄羅斯主導的中亞能源外運管網體系。二是由美國、歐盟等竭力推動的跨土耳其能源走廊，即把來自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等國油氣通過巴庫-第比利斯-杰伊漢石油管道和巴庫-第比利斯-埃爾祖魯姆天然氣管道外運西方。三是通往中國的東向能源走廊。這是新世紀以來中亞對外能源合作中發展最為快速、合作最有效率、回報最有價值的優先方向。習近平主席的中亞之行為中國-中亞能源走廊的后續發展提供了新的動力。此外，南伊朗路線和跨阿富汗管網方案也被相關方納入了戰略議程。盡管因以伊朗核問題為核心的美伊利益對撞而不大具備可操作性，但從純粹的經濟視角著眼，南北走廊作為一種替代性管網建設方案仍有很大的吸引力。跨阿富汗能源走廊的目標是中亞的油氣資源經過阿富汗輸往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亞國家。這一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項目在新絲路戰略中具有重要地位。但鑒于阿富汗局勢的持續不穩定，尤其是在2014年國際安全援助部隊撤離后形勢可能更加不可控，使得該方案目前的可行性受到廣泛質疑。

　　我們不應該忽略的重要事實是，包括中國在內的中亞地區能源舞臺上的參與者之間仍然存在著各種合作關系。對于中國而言，獲得中亞-里海地區的能源資源固然重要，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投資產出的油氣都只會運往中國市場。由于管網體系的限制，中石油在哈獲得的份額油不少經由俄羅斯能源走廊進入到歐洲市場。

　　能源三角貿易在中亞地區也并非一個新生事物。中亞國家與最終消費市場之間即便沒有直接的往來運輸渠道，也已經通過三角貿易的形式對后者間接供應能源資源。比如，伊朗與哈薩克斯坦雖然陸地不接壤，但哈薩克采用異地交換或利用駁船經里海對伊朗北部（Neka）供油，換取伊朗從波斯灣提供等值的原油供哈薩克外銷至第三國。據悉，這是行之有年的做法，其交易額在400萬噸左右。而與伊朗陸地相連的土庫曼斯坦則通過相互連通的石油管自1997年開始采用與哈伊相同的三角貿易方法換油。

　　三角貿易的存在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即中亞地區乃至區外的油氣企業借助于現有的能源外運網絡通過交換的方式選擇最具盈利價值的出口市場。更重要的是，這種合作競爭模式對于亟待形成的歐亞能源新絲綢之路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比如，采用三角貿易的方式，西伯利亞原油將有可能利用鄂木斯克經巴甫洛達爾到阿塔蘇管道借道中哈石油管道輸往中國。而哈薩克斯坦西部油田生產的原油，包括中國所開采的原油可全部輸往俄羅斯或歐盟，中國所需可通過哈中東部地區油田以及其他的交換份額油來供給。哈、土與伊朗換油貿易也實際上打通了歐亞能源空間的一個出口。

　　可以說，三角貿易作為一種舊的形態隨著中亞能源管網體系的完善有可能煥發出強大的生命力，而且這有可能使中亞-里海地區的能源資源按照地理空間的區位分布實現最優配置。但其前提是有關各方從非零和的視角正視地區合作，而不是基于一種壟斷原則和遏制目標推動中亞地區能源競爭。這樣才不會導致中亞在日益碎片化的去一體化之路上越滑越遠，才能從真正意義上鞏固中亞國家的主權，促進中亞地區的和平、穩定與發展，才能使得從西歐到東亞的宏大空間內的歐亞一體化不可抗拒。

　　“能源大博弈論”的基本出發點是傳統的地緣政治學理論，并有著很多實際案例做支撐。但這一論斷忽視了中亞國家作為國際關系行為體的主體性日益凸顯和中亞地區業已形成的復合型權力格局的基本事實，因而其對當下中國-中亞能源合作進展性質的辨識以及對未來中亞-里海地區能源合作結構的展望都可能失之偏頗。

　　（原標題：亟待形成的歐亞能源統一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