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食能源化危害甚于大旱

　　李志青

　　復旦大學環境經濟

　　研究中心副主任

　　大旱對美國乃至世界糧食市場及全球經濟的危害固然很大，但推進糧食能源化的傳統生物質能發展政策更有可能加劇和放大自然旱災的負面影響。

　　大洋彼岸的美國今年大旱，其程度據稱是1956年以來最厲害的一次，受此影響，“蝴蝶效應”已經讓人們隱約聞到了來年餐桌上食品乃至宏觀經濟出現通脹和動蕩的味道。

　　其中的道理也不難理解，大旱下影響最直接也是最甚的產業必是農業，之前國際谷物協會已經根據旱情大大調低了美國今年糧食產量，美國本土糧價上升已成事實，而美國的糧食市場與全球糧食市場緊密相連，無論是減少對全球市場的出口，還是因為可能的短缺而增加糧食進口，其結果都是會大大提高其他主要糧食消費國家或糧食進口國家的價格預期，有購買能力的地區將不得不因此增加糧食支出，而缺乏購買能力的地區則將極有可能出現饑荒或戰亂。在大旱下，再加上經濟的高度全球化，美國這個全球經濟老大看來將再次成為下一輪世界經濟動蕩的發源地。

　　因此，如果來年全球政治和經濟果真出現新的動蕩，我們看似是可以從這場不期而至的美國大旱中找到根源，然而實際情況并非如此。大旱固然可以造成糧食減產，從而抬升糧價，輸出通脹，但在大規模開發利用可再生能源浪潮的推進下，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國都在利用玉米、大豆等糧食品種來發展生物質能，從對糧食市場供應的實質性影響來看，這其實無異于是另一場造成糧食減產的“大旱”。就此而言，大旱對美國乃至世界糧食市場及全球經濟的危害固然很大，但推進糧食能源化的傳統生物質能發展政策更有可能加劇和放大自然旱災的負面影響。在某種程度上，當前或在不遠將來所出現的世界糧食危機，其根源一半來自天災的大旱，而另一半則正是出自人手的糧食能源化。

　　近期美國《紐約時報》刊發一篇評論員文章，是由來自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一位農業與資源經濟學教授（Colin A. Carter）和來自胡佛研究所的政策分析研究員（Henry I. Miller）共同完成。其中提到，以美國目前最主要的生物質能原料來源玉米為例，根據美國當前的可再生能源燃料利用標準，今年生產合成汽油所需要的玉米酒精使用量達到了132億加侖，折合成玉米作物可達47億蒲式耳，占到美國去年玉米總產量的40%。

　　同時，讓我們再來看看今年大旱可能造成玉米減產的規模情況。據國際谷物協會的估計，今年產量將從往常的138億蒲式耳降至118億蒲式耳，減少量為20億蒲式耳，與投入到可再生能源利用的玉米數量相比，還不到一半的規模。這意味著，如果按照本次大旱對玉米減產的影響來折算，生物質能的利用相當于造成了等同于大約兩場的人為“旱災”，如果再進一步計算這樣的糧食“能源化”利用對全球糧食市場的影響，我們就很難將全球糧食短缺僅僅歸咎于天災了。就此而言，糧食“能源化”對世界糧食市場以及全球社會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實則高于數十年難得一見的“大旱”本身。

　　當然，從發展生物質能的角度來看，通過糧食類作物的轉化來提高能源供應和利用效率在世界其他國家也并不鮮見，比如巴西便是通過將蔗糖轉化為酒精來增加能源供應和清潔化程度，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常規糧食利用與能源利用之間的矛盾，但不同糧食作物在土地利用、資本投入以及勞動力使用等方面存在替代性，非常規糧食的大規模“能源化”仍會擠占各種常規糧食生產資源，從而間接地影響世界糧食供應。

　　此外，糧食“能源化”中還有一個誤區。一般以為，加入酒精后的合成燃料可以擴大能源利用規模，提高利用效率，但殊不知，酒精的用能效率僅是油氣能源的30%，所以加入酒精后的合成燃料在發電供能的效率上遠遠比不上純油氣能源，再加上糧食轉化為能源后，合成燃料的生產成本因為糧價的提高而不斷增加，因此，在大旱影響下，以合成燃料為主的傳統生物質能，無論是在經濟還是在效率上都已經大大下降，不可與通常情況相提并論。

　　正是因為有這一個背景，在上述提及的文章中，兩位作者都在呼吁美國聯邦環保署降低可再生能源利用的標準，也就是降低糧食燃料或生物質能在能源利用中的添加比例，以便釋放出一定規模的糧食，使其回到老百姓的餐桌上，這不僅可以降低美國老百姓的糧食支出，也有利于世界糧價的穩定。據他們測算，如果環保署降低20%的生物質能利用比例，那么至少可以減少10億蒲式耳玉米的消耗量，相當于抵充半場“大旱”的影響。當然，這樣一來，天平另外一端的能源市場就不可避免受到一些沖擊，包括能源供應量的下滑，以及碳排放量的增加等。

　　總體而言，在經歷此次美國大旱的各種影響后，從長遠來看，糧食“能源化”下發展傳統生物質能無異于與民奪糧，同時還會受到氣候等自然條件的較大影響，其前景實為不容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