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環保敏感”考驗多國大工程

　　“無論是經濟建設，還是環境保護，保證民眾的參與始終是一個國家發展的最大動力。”德國柏林自由大學環境和政策學者費德理烏斯對《環球時報》記者談起二戰后德國“經濟奇跡期”后的那段“環境敏感期”時感慨地說：當德國巴斯夫等重化工企業躋身世界級企業巨頭時，萊茵河從德國美茵茲到科隆200公里長的河段，魚類完全消失，河面上彌漫著苯酚的味道，被冠以“歐洲下水道”的惡名。也正因為如此，德國民眾曾持續發起抗議環境污染活動，并由此誕生出歐洲的綠黨。事實上，無論是美國、德國等發達國家，還是東方的韓國、緬甸等，“要發展更要環境”成為民眾迫切的要求。許多國家在環境法規中把民眾的參與作為各類項目環境影響評估（簡稱環評）最重要的方面，從大型工業項目上馬到總統回家鄉是否擾民都必須接受民眾的這種環評，甚至是全民公投。國內外學者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對于建設項目，現代污染控制和處理技術足以將危害減小到可以接受的程度，但最重要的是，沒有人可以替民眾做出關于他們自身生活的決定。

　　“中國必須變綠”

　　“只有政府才能決定環境影響評估是否適合的時代顯然正在成為過去，即使這些政府確實是為當地經濟和民眾福利著想”。談起近來中國內地從什邡、啟東到寧波接連發生的民眾因環境擔憂而反對建設大型工業項目活動時，德國學者費德理烏斯這樣表示。寧波市政府28日宣布停止推進PX項目，英國廣播公司稱，在民眾的反對下，寧波市決定鎮海煉化一體化項目停止推進前期工作，再作論證。

　　29日傍晚，寧波市政府召開新聞發布會，副市長陳仲朝特別強調，鎮海煉化擴建一體化項目此前只是處于前期準備階段。他稱，在前期準備過程中，該市就明確提出要廣泛征求意見，聽取鎮海當地老百姓的意見，而且也制定了項目環評公示、公眾參與調查、聽證會、論證會等工作的計劃和安排。在還沒有進入這些工作環節的時候，部分群眾表達了對這個項目的關切，該市才作出了堅決不上PX項目的決定。

　　《華爾街日報》稱，在崛起的中國，公眾環保意識的增強令許多大型工業項目的上馬被延緩和阻止。中國各地對經濟增長的追求和公眾高漲的環保意識產生激烈碰撞，讓許多地方官員越來越感到為難。文章稱，這些地方的環保訴求可簡單概括為“不要把污染項目放到我家后院”。這類抗議有大量本地居民參與，地方政府也迅速妥協，但這鼓勵了類似反對浪潮變得越來越大。

　　費德理烏斯說，這種“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鄰避效應”，在各國是普遍現象。由于政府部門規劃經濟項目或公共設施，產生效益為全體社會所共享，但負面效果卻要由附近居民來承擔，于是受到選址周邊居民的反對。對“鄰避效應”的認識和引導，也是世界各國或地方政府的共同挑戰。

　　德國《明鏡》周刊29日則稱，“對于經濟快速增長的中國來說，這可能是一個巨大的成功轉變”。現在，中國地方政府官員開始在環境領域慢慢學到一些東西。文章稱，在中國的第12個五年計劃中，重點轉到了“可持續增長”和環境保護。中國已是太陽能電池和電動車最重要生產國。環保行業在中國成欣欣向榮的產業。“紅色中國應該變綠，越來越多黨的干部漸漸明白這一點”。

　　美國對總統回家鄉也搞環評

　　近來，PX這兩個英文字母常常見諸中國媒體。一名化工專家對《環球時報》記者稱，所謂PX，是化學品對二甲苯的縮寫，是重要化工原料，廣泛用于化纖紡織、包裝材料、農用薄膜、電子電器、醫療衛生、建筑汽車等各行各業，人們穿衣戴帽、食品飲料包裝、農業生產，都離不開它。PX屬低毒物質，世衛組織和美國環保局均未將其認定為“致癌物”，但PX也會對眼及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實際上，從世界范圍來看，由于大型石化項目需要有方便的交通儲運條件，靠近市場和下游產業鏈，并需要充足水電供應，一般都分布在沿海或交通方便的大中城市，如美國休斯敦PX裝置距城區1.2公里；新加坡裕廊島埃克森美孚煉廠PX裝置距居民區0.9公里；日本橫濱NPRC煉廠PX裝置與居民區僅隔一條高速公路。從純技術角度來看，煉化一體化項目可減少化學品的暴露機會，對減少污染是有利的。

　　《華爾街日報》網站稱，盡管有人聲稱PX項目的毒害并沒有擔心的那么大，現代污染控制和處理技術足以將危害減小到可以接受的程度。但真正的問題是：在引發重大民意關切的事務上，當初的環評決策中，本地人民的意見參與渠道、形式和影響在哪里？

　　在國際上，環境影響評估是上世紀60年代在美國誕生的。1969年，美國議會通過了《國家環境政策法案》，引入環境影響評估政策。后來，美國相繼出臺法律，要求所有公共工程在實施前都必須進行環評。據稱當年尼克松當選總統后，經常在假期回約巴林達老家———加利福尼亞州一個偏僻小鎮休息，通常還有一大批記者和保安人員隨行，這使小鎮原有設施不堪重負，給當地居民生活帶來很大影響。小鎮居民自發組織起來，委托機構進行里根任總統后對約巴林達鎮的環境影響評價。并以此成功取得聯邦政府的補償。

　　在歐洲，第一個對環評進行立法的國家是法國，該國在1976年通過相關立法，1985年歐共體通過了類似法案。中國1979年也實行建設項目環評制度，2002年出臺了《環境影響評價法》。但“中國的環評體制為何如此脆弱？”美國《波士頓環球報》稱，中國地方政府暫停一些大型項目后，給出的理由是“考慮到公眾意見”。但觀察家認為，最關鍵的問題是，在項目決策的早期，特別是在環評階段，這些地方恰恰忽視了征求民意。

　　“環保敏感期”成發展最大考驗

　　實際上，無論是在“綠”黨大行其道的歐洲，還是正在開放之中的緬甸，人們對環境越來越敏感。德國最近公布“2012年德國人最擔憂什么？”的調查，環境事件以52％名列第3，僅列于持續飆升的物價和過分緊縮（55%）之后。

　　2010年和2011年，德國斯圖加特居民抗議政府火車站改建工程“斯圖加特21”的活動持續數月，甚至出現流血事件，畫面登上世界各媒體版面。反對者認為，這個項目對周邊環境產生影響。德國媒體稱呼這些抗議者為“憤怒公民”。最終，德國政府表示同意對此項目公投。2011年11月27日，巴登－符騰堡州民眾就舉行公投的結果顯示，58.8％的公民贊成改建。這樣，預計耗資41億歐元的斯圖加特火車站改建項目工程才能夠繼續實施。

　　鑒于“斯圖加特21”項目受到民眾反彈，德國政府今年特別制定新的政策，加大讓公民參與大型項目的評估。德國內政部和交通部曾聯合公布一份80頁的“公民參與手冊”。德國交通部長拉姆紹爾對媒體稱，“聽取更多公眾意見，實際上有利于加速建設”。德內政部也要求大型項目業主應主動提供項目資料，讓公眾提早參與相關辯論，這樣“在計劃成型前先征詢各方意見和看法，而非在問題發生后才發現癥結。”

　　韓國的“環境敏感期”是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當時韓國多次發生全國性大規模環保抗爭事件，并差點導致時任總統盧泰愚下臺。其中蔚山污染案件和洛東江事件的爆發成為韓國民眾積極參與環保行動和環評的一個里程碑事件。在蔚山事件中，韓國政府給當地居民大量經濟補償才保住蔚山這個當時韓國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工業區，洛東江事件則使韓國電子業巨頭斗山公司破產。此后韓國注重通過制定各類環保法律，加大民眾參與環評，韓國民眾在發生污染受害事件或懷疑可能遭受環境污染時，除了申請行政訴訟和發起示威外，還可向法院控告。此后，韓國因環境問題發生的大規模群體性事件明顯減少。

　　《華爾街日報》網站稱，一個國家的經濟水平對環保觀念的影響重大。在經濟發展的低水平階段，國家和社會以經濟增長為主要目標，對環境破壞的容忍度較高。但在一些轉型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環境敏感期”似乎“提前到來”。俄羅斯紐帶新聞網日前稱，為了保護被譽為“莫斯科綠肺”的希姆基森林不被修建高速公路破壞，一名年輕母親基里科娃放棄了自己的公司，成為環保運動領袖，并于今年5月獲得了有“綠色諾貝爾獎”之稱的戈德曼環境獎。俄領導人梅德韋杰夫稱：“希姆基森林應該成為一個教訓，即國家、企業和社會應該就民眾所關注的大項目展開對話，這是重要信號。”后來，經過與民眾對話后，這條高速公路開始恢復建設。

　　在東南亞的馬來西亞，甚至緬甸、柬埔寨等發展中國家，各種由于環境問題而發生的示威游行也不斷發生。《環球時報》記者曾經赴馬來西亞關丹暗訪過正在建設的世界最大稀土廠，這座投資2.3億美元、每年產值約17億美元，約占馬GDP1%的世界最大稀土提煉廠，從2008年初獲得建廠許可證以來，卻因為環境問題受到居民反對、兩易廠址，目前也僅獲得短期的生產許可。在緬甸，當地政府也以保護環境為由中斷了與中國合作的一些大型項目。有當地華人對記者稱，雖然不能排除一些受西方影響的組織借機挑撥緬中關系，但隨著緬甸國內民主改革的開始，民眾開始表達自己意愿，各種政治團體也樂于通過關注環境等問題來獲得民眾支持。

　　 公眾參與可“卸下政府包袱”

　　德國學者費德理烏斯說，因一些大項目引起的環保爭議，即使在以環保著稱的歐洲也時常發生。各國越來越認識到，應該讓民眾更多地參與大項目的事前評估。首先，這是民眾的一種民主參與，可以激發民眾的主人翁精神，集思廣益。其次，也可防止政府在一些大項目上的疏忽。第三，民眾參與可讓政府卸下沉重的包袱：上大項目對政府也是壓力，，通過廣大民眾參與，可讓部分反對者明白大多數民眾的主流意見。

　　對于如何才能避免再次發生寧波事件，國內外專家都提到了一個詞“透明度”，即政府應該更加透明，事先做好功課。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丁一凡對《環球時報》記者說，中國的城市化規模越來越大，速度越來越快，如果在實施大工程，特別是有污染可能的大項目時不事先征求民眾意見，肯定會引發反彈。政府如果不吸取教訓，將來肯定還會發生類似的情況。這其實對政府來說是一種損失。因此，應該有相關的立法來規定地方政府的行為。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江涌認為，增加決策透明度很關鍵。政府一定不能為了GDP，抱有“只要能拉動經濟有項目就上”的思想，應事先對項目做深入的了解和調查。“政府應該更加主動。這樣的信息成本應該由政府承擔。”

（原標題：“環保敏感”考驗多國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