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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左右———這是政府工作報告中對今年GDP增速定下的目標。事實上，去年，上海GDP增速正定格在了7.5%，全國墊底。
不過，也是在去年，每10元的GDP中有6元來自服務業的創造；金融市場交易突破520萬億元，比上年增長26%；還有對國際的吸引力依然強勁，過去五年累計實到外資近600億美元……這片彈丸之地，已沖破傳統發展模式的束縛，跳動著世界經濟前進的脈搏。
的確，為了在全球配置資源，重大項目用新思路招商投資，“營改增”試點范圍繼續擴大，研究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全球化的上海———這個關乎每個人的“上海夢”正在照進現實，投射在黃浦江畔的每個轉型時刻。
全景
GDP增速保持7%左右是適宜的速度
轉型目標：具有全球資源配置能力
“隨著轉型不斷深化，我們要用全球化思維定義上海。”市發改委副主任肖林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只要GDP增速保持在7%左右，申城的經濟運行就踏上了適宜的節拍。而轉型的目的在于追求更好的質量、效益和功能。
在加快轉型的背景下，我們該如何看待去年上海GDP增速7.5%在排名全國墊底的現象？肖林認為，上海今后五到八年的經濟增長潛力仍在7—8%左右。“現在這個速度，是上海在平穩發展、加快轉型中適宜的速度。”他說，只要在2020年前保持GDP7%左右的增長速度，十八大報告提出“兩個翻番”目標就可以提前實現；人均GDP也可實現從1萬美元到2萬美元的跨越，即跨越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
“1992年到2007年，上海保持了16年的經濟兩位數增長。現在分析，當時依托的很多增長因素是生產力潛力釋放，對資源要素投入比較大。而現在的轉型模式會向服務經濟轉變。”他說，去年，上海服務業占GDP比重已首次達到60%，就是一個重要轉型信號。預計到2020年，這一比重可接近70%。到2030年，上海有望達到80%以上。“服務業占比達80%，是上海向服務經濟轉型的戰略目標。到那時，上海就是一座具有全球資源配置能力的全球化城市了。”
“如果我們用開拓的思路看上海的經濟發展，重要的不再僅是GDP，還要看它的集聚輻射功能。”肖林指出，上海的經濟正在服務全國乃至全球。所以，原先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也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上海的投資需求、消費需求以及凈流出都越來越大。這些都是GDP不能反映出來的。”
以投資為例，上海不光是直接投資，還有外資投資、并購投資、增資等各類新型投資模式，但它們還沒有納入到傳統的全社會固定投資的統計概念中。因此，肖林認為，比起GDP(國內生產總值)，GNP(國民生產總值)更能體現全球化背景下一個區域的經濟實力和輻射力。因為近年來，上海每年工業企業集團對內地進行的投資已達200—300億元，申城過去5年境外投資累計達到100億美元。“這些都算在了當地的GDP里，也在上海的GNP里。也就是說，投資向外，資本控制、管理控制和商業利潤仍留在了上海。”
轉型不能造成大量快速群體性失業
五大約束性指標保證經濟運行質量
政府工作報告中，在提及GDP增速等今年經濟社會發展主要預期目標前，特地加上了“在提高質量和效益的基礎上”。對此，肖林分析，轉型會帶來速度放慢，其目的則是提高經濟運行的質量與效益、產業結構的高度化和城市國際競爭力的提升。
什么才是上海經濟運行中需要追求的質量、效益和功能？他認為至少有五方面：財政收入，就業，走低碳、綠色、循環發展的道路，節約和集約化利用土地和環境資源，以及上海經濟的服務能力和資源配置能力。“它們也正是上海轉型發展的目標。為此，我們在‘十二五’規劃、‘四個中心’建設等內容中，都建立了相應的約束性指標。”其中，轉型與就業的關系至關重要。肖林認為，在經濟轉型中，產業結構決定勞動力結構，勞動力結構又決定人口結構，從而決定人的素質。“如果產業結構是以服務經濟為主的，毫無疑問，就業也將要以服務經濟為主。”他指出，伴隨著產業調整，就業會出現變化，有些人可能被淘汰，但市場機制就會引導新的、更高素質的勞動力進來。“轉型過程中，出現就業變動是正常的。但底線是，不能造成大量、快速的群體性失業。政府的責任就是實行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鼓勵創業帶動就業。”
研究收入分配改革提高居民收入
今年轉型重點是在四條路徑上穩中求進
在談到今年上海經濟發展的重點時，肖林首先提到的是“穩中求進”。穩，就是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社會的和諧穩定、物價總水平的基本穩定。進，則有四方面的含義，即質量、結構、效益進一步改善，“四個中心”建設等城市服務功能進一步提升，發展方式轉變進一步加快，以及社會民生保障和居民收入進一步提高。
由此，今年上海轉型的四條重點路徑也清晰起來。首先，上海將以新思路推進重大區域建設，包括世博園區、虹橋商務區、國際旅游度假區、臨港地區、浦東前灘、黃浦江兩岸等。肖林表示，如今這些重大區域建設在招商中更講求帶著功能招商、帶著項目招商，也就是說，招商要滿足“四個中心”建設的核心功能需求。事實上，這些地區就是上海增強全球配置資源能力的重要載體。“原來，一個項目進來后，建廠、上生產線，就算是招商。現在，造起的可能只是一幢樓，但它卻是一個控制中心、管理中心，能調度全球資源。”
其次，上海將繼續加快“四個中心”建設。
再次，社會民生保障繼續加大投入。他表示，上海正在國家的相關框架下，研究上海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進一步提高居民收入。社會保障制度也將與原有保障體系進一步銜接。
最后，上海將以更大的力度推進改革。“改革的方向總體上講是‘三強化、一調整’。即強化改革推動、強化市場作用、強化創新驅動，同時調整政府管理和服務方式。改革的核心，是推進市場化、國際化、法治化，要更大地增強市場配置資源的能力，激發上海經濟運行的活力、動力和潛力。”肖林以投資體制改革舉例，今后，凡是市場能做的，交給市場；凡是企業能自主決策的，由企業自主決策；凡是應該由社會中介和社會組織承擔的，交給社會承擔；政府職能應該是監管、服務，營造環境，維護公正公平，政府切實履行好監管服務職能。
樣本
300多家企業關停影響60億元收入背后的啟示
除了高速奔馳，質量與效益同樣重要
去年，上海焦化廠最后兩座焦爐熄火了。60年前，它們曾見證中國重化工業的崛起，如今卻因不再適合城市發展而黯然退市……近年來，上海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其中，本土化工龍頭上海華誼集團300多家企業關停并轉，影響銷售收入60億元。“曾經的輝煌總令人感懷。但機遇稍縱即逝，轉型必須果斷堅決。”市人大代表、上海華誼集團總裁劉訓峰感慨。
華誼的壯士斷腕，何嘗不是上海轉型發展的縮影。在逐夢創新驅動、轉型發展的征程上，除了高速奔馳，筑夢的質量與效益同樣重要。果斷淘汰落后產能的同時，帶動勞動力升級，產業也延伸融合……我們在華誼這個樣本里看到，轉型必需兼有勇氣和智慧。
果斷告別落后產能
說起去年上海焦化廠最后兩座焦爐的關停，劉訓峰至今感慨萬千，“這是焦爐60年來首次熄火。現場，不少老員工都流下了眼淚。”的確，關停焦爐后，上海每年將節約能耗8萬噸標煤，但廠里減少的工業銷售額超12億元。不僅如此，在許多人的記憶里，重化工曾對上海經濟做出過重大貢獻，也記錄著一代代產業工人的奮斗與拼搏。
不過，為了更好、更快的發展，上海經濟決心減少對重化工的依賴。向落后產能告別，也成為華誼集團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一環。劉訓峰介紹，近年來，包括試劑一廠、上海硫酸廠等一批高風險、高能耗、高污染的企業被關停并轉，集團在上海外環線以內再無危險化學品生產企業。
此輪結構調整，涉及300多家企業、46套裝置。受此影響，集團銷售收入減少了60億元。
“不適宜再發展的產業必須果斷叫停。我們看似損失了60億元，卻迎來了專攻主業的良機。調整以退為進，很值！”劉訓峰笑著說，目前，上海地區的工廠正逐步向上海化工區集中。同時，通過實施“走出去”戰略，化工生產向內蒙古、重慶、安徽等有資源、有市場、有效益、有成本優勢的地方轉移。
劉訓峰解釋：“‘走出去’過程中，我們堅持‘兩頭在滬，中間在外’，即生產制造可以向外地轉移，但研發和銷售中心都在上海。由此，利潤增高了，也留住了大批人才。”
轉型不等于就業下降
產業調整需要大刀闊斧的勇氣，也需體貼柔性的關懷。“很多人覺得，轉型等于就業要下降。這其實是個誤區。”劉訓峰認為，轉型會引起崗位調整。為此，企業更要重視員工的利益。
1.5萬人———這是華誼集團近年來產業結構調整中涉及的員工數，目前其總員工數縮至2萬多人。而為了做好職工安置和再就業，集團拿出了15億元安置資金。“他們曾在崗位上做出貢獻。所以，安置的原則是看齊最高標準。”劉訓峰說。在結構調整中，集團特地就員工安置推出了四項舉措：競聘上崗、培訓上崗、業內就業、鼓勵創業。由此，優秀的員工得到了發展，轉崗困難的有了提升、再就業的機會，走向社會的員工也得到了相應的扶持。為幫助他們順利就業，企業還聯合市總工會、市國資委等，動員全社會力量，召開駐廠招聘會為職工提供職介信息、政策咨詢、就業指導等服務。
“轉型與就業并不對立。”劉訓峰強調，產業調整會同時帶來勞動力的調整、升級，釋放出更多新的就業崗位。而企業的不斷發展，更需要企業形成“尊重工人”的氛圍。“因為只有員工對企業有信心、愿盡責，企業才能持續前進、發展。”他認為，這將促使企業越來越愿意拿出利潤提升員工收入，并特別對一線基層崗位和技術崗位進行傾斜。以華誼為例，在基層崗位上，倒班工人提高津貼的呼聲很快被落實；在人才梯隊中，僅集團技術研究院這第一梯隊，就聚集了150名高端人才。
讓老品牌煥發新生
卸下落后產能的包袱后，如何在高端化工、化工服務主業上創新發展？劉訓峰提出了“雙核驅動”的新業務模式。也就是說，在專注化工制造主業的同時，通過“制造+服務”模式為集團轉型發展增添新動力。
“從世界范圍來看，制造業服務化已成為一種趨勢。”他介紹，近年來，華誼集團搭建了九大服務業平臺，包含信息公司、天元物流貿易公司、投資公司等。“比如我們成立的小貸公司，就為產業上下游的中小型企業提供融資服務。”他透露，目前這九大平臺已占集團營業收入的20%，今年這一比例有望上升至30%。“希望通過三到五年的時間，將制造業的服務化固化，以此打造企業在行業中的核心競爭力。”
劉訓峰還將品牌建設納入了國企轉型的命題中。“民族品牌不能簡單地通過合資方式實現轉型。國企需要走自主品牌的道路，才有可能為上海的轉型帶來活力。”他認為，國企的品牌塑造蘊含著“雙品牌”意義：企業本身要塑造品牌，還要打造旗下產品品牌。比如，“回力”調整品牌內涵和定位后，去年銷售就突破5億元。“雙錢、蜂花、白象、扇牌……華誼有十幾個老字號。他們凝聚著許多人的回憶。現在看來體量很小，但我們不會放棄。”在他的眼里，無論是一家國有大型企業，還是一個老品牌，若能找到合適的路，就能煥發新生。
突破
轉型離不開體制和機制創新
代表委員熱議“營改增”、“自由貿易港城”等焦點
“營改增”：減稅220億元后再擴圍
“上海去年‘營改增’試點企業總數達到15.9萬戶，減負效果明顯，共減收超過220億元。”市政協委員、市稅務局黨組書記莊曉玖告訴記者，為加大對服務經濟的推動作用，今年“營改增”將突破“1+6”的行業模式，進一步擴大試點范圍。
肖林透露，今年，上海“營改增”試點有望按照國家統一部署，新增3個行業。莊曉玖則表示，已確定納入擴大試點范圍的就是郵電通信業。“郵電通信業有傳統的業務，也有新增的業務。如果實施統一的稅點，可能會造成不同的壓力。試點的具體細則還需細化。”他說。
此外，為優化此項試點，不少委員也積極獻策。其中，試點企業特別是交通運輸業企業稅負增加的現象備受關注。市政協委員、上海華誼集團財務總監常清指出，造成這一狀況的主要原因有兩項。一是交通運輸業增值稅稅率偏高，二是可抵扣進項稅額偏少。市政協委員、廣發銀行上海分行延安支行行長陳金隆也認為，在交通運輸業中，燃油、修理費等可抵扣進項稅的成本在總成本中所占比重不足40%，即使全部可以取得增值稅專用發票并進行進項稅額抵扣，實際負擔率也會顯著增加。此外，人力成本、路橋費、房屋租金、保險費等主要成本均不在抵扣范圍，也是稅負增加的重要原因。
對此，莊曉玖指出，這種現象確實存在，但在營改增初期改革很正常，“不能因為少數企業的稅負增加就忽視改革對現代服務業的整體推廣作用。”不過，他也表示，針對目前暴露出的問題，政府部門還是會積極應對，盡量減少企業損失。
臨港：建未來的“自由貿易港城”
從遠離中心城區、綜合成本高企、沒有人氣的“死角”，轉變為新興產業、海洋經濟與城市融合發展的前沿陣地，形成“自由貿易港城”，臨港正在成為上海轉型發展中的重要一步。對此，市政協委員、上海國際港務(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財務總監方懷瑾就提出，把臨港建立成未來上海自由貿易港城。
方懷瑾認為，作為長三角的“箭頭”，臨港地區新一輪發展應當實施跨省域融合發展戰略、臨海發展戰略和擴大開放戰略，由此使臨港成為提升開放型經濟水平的新“龍頭”，國際航運中心和貿易中心建設的“主戰場”，新型工業化的“重鎮”和新型城鎮化的“樣板”。
“2012年9月，市委正式下發《關于在臨港地區建立特別機制和實行特殊政策的意見》，被外界稱為‘雙特’政策。目前，《意見》明確的機構調整已經到位，但在實際運作中體制不順、管理不暢的問題依然存在。當務之急是要將臨港真正視為‘特區’。”方懷瑾建議，要積極爭取在臨港部分區域真正實現由“境內關內”向“境內關外”轉變，形成“自由貿易港城”。在此“港城”內，貿易、投資、金融、運輸等經濟活動按照國際慣例，擁有與世界上通行的自由貿易區一樣的規則。
此外，軟環境的建設也至關重要。“首先需要完善臨港地區與中心城區的交通網絡。”方懷瑾建議可以加快建設磁懸浮或其他高速軌道交通，盡快建成由臨港直達中環的全封閉快速干道，地鐵16號線增加支線延伸到重裝備產業區。同時，提高區域內公共交通覆蓋面，并對臨港地區企事業單位通勤車輛高速公路收費采取特殊操作辦法，以降低臨港的綜合商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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