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是政治問題

　　——專訪中國環境科學學會理事長、國家環保總局原副局長王玉慶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曾表示，對于盲目決策造成環境問題的官員要終身追責。對于這個制度的落實，國家環保總局原副局長王玉慶認為應加強環保內容在官員考核中的分量，考核結果需公示公開，以便監督，并且要針對考核結果賞罰分明

　　本刊記者/王全寶

　　對于十八屆三中全會，老環保工作者王玉慶認為，環境問題會成為議題之一，“我想，關于環保問題，三中全會報告在國家層面加強環保、產業結構調整、能源結構調整方面都應有一些說法。”

　　王玉慶從1978年起就調入國家環境保護部門工作，歷任處長、司長、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期間，他還兼任過國家核安全局局長。

　　之后，王玉慶又調任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期間還任職國務院第一次全國污染源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11月5日，王玉慶在環境保護部辦公室接受了《中國新聞周刊》的專訪，針對目前公眾關心的問題發表看法。采訪中他表示，“環境問題不僅是經濟問題、民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

　　“大家都在談城鎮化，

　　但城鎮化中的環保問題卻談得少”

　　中國新聞周刊：從2006年開始，國家環保總局開始加快促進環保工作三個轉變：即從重經濟增長輕環境保護，轉變為保護環境與經濟增長并重；從環境保護滯后于經濟發展，轉變為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同步；從主要用行政辦法保護環境，轉變為綜合運用法律、經濟、技術和必要的行政辦法解決環境問題。現在來看，這三個轉變是否都已經實現？

　　王玉慶：只能說正在轉變中。改革開放以來，中央對環境保護工作，召開過一系列會議，下發過一系列文件，從認識上或指導思想來講，包括提出的口號、目標，應該說都不落后。特別是跟我們的發展階段相比，應該說是先進的，國際上剛剛提出些關于環保的新提法，我們很快就跟進。

　　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們就已經著手抓環境保護了。90年代，國際上提出“可持續發展”，我們很快就出臺了“環境與發展十大對策”。

　　中央很多做法和提法都不錯，但實踐中落實得并不好。很多東西實際上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所以造成環境保護嚴重滯后于經濟發展，并沒有做到協調發展。有時候中央這么說，但下面各級各地方政府和各有關部門還各干各的。關于環境保護工作，光由環保部門一家來做肯定是行不通的。因此，如何把中央的意志變成全黨統一的認識和一致的行動，這實際上是我們黨執政能力的一個重要表現。

　　中國新聞周刊：那如何才能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去解決環保問題？

　　王玉慶：我認為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做好兩個方面工作：

　　一方面，就是所謂的干部考核，政績觀問題。習近平總書記講話已經很明確了，就是干部考核不能“唯GDP”，如果由于決策失誤，對環境造成嚴重影響的一定要追究責任。而且，還加了一句，要“終身追究”。

　　這些話很有分量，過去從來沒這么提過，現在明確提出來了。應該說，中央主要領導對環境問題已經提得很多了，將這個問題拔得很高，說得也很重了，現在關鍵就是落實。

　　我認為，落實解決干部考核中的環保內容，有兩條很重要：首先，考核的結果一定要公布、公開。公開了社會公眾就可以看到，輿論就可以實施監督；其次，獎懲要兌現，該獎的都要獎，該罰的都要罰。

　　另外一方面，要加大投入。現在全社會的環保投入大概占GDP的1.6%。這離控制環境污染所需還有相當的差距。解決全社會環保投入不足，首先是各級財政要帶頭加大投入。實際上，各級財政的投入也沒有到位。客觀地講，這也就說明我們的決心還是不夠大。當然，這跟我們發展的階段性也有些關系，比如說財政各方面都需要錢，并不寬裕。

　　但我們還是希望投入要與發展相稱。并不是說一定要多少錢，而要跟發展能夠相匹配，有一定比例還是必要的。例如，過去大規模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對GDP貢獻很大，但是我們大量的出口主要是靠廉價的產品，而產品廉價實際上犧牲的是什么呢？犧牲的是我們工資水平，包括社會保障、土地廉價，另外一個就是環境。環境成本沒有攤進出口產品中去，當然產品就便宜了。

　　中國新聞周刊：新型城鎮化正在成為拉動中國下一輪經濟的引擎，從環境保護角度，如何看待新型城鎮化發展？

　　王玉慶：現在大家都在討論新型城鎮化發展，但是我發現，談得比較多的還是關于土地如何利用，或是如何實現人的城鎮化，或是產業如何發展等等，而談環境保護的還是很少！

　　我個人認為，環境是城鎮化的一個很重要的支撐條件，應該放在發展新型城鎮化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對于大城市布局，人口在五百萬到八百萬以上的，環境問題就很難解決，付出的代價就會很高。

　　大城市發展以二三百萬人口的規模為宜。鼓勵城鎮發展，首先就應該考慮周圍的環境以及資源的承載力，不要等到城市發展起來，再搞南水北調或疏散人口等補救措施。到那時，付出的代價就太大了！

　　“把任務落實到主要領導人頭上”

　　中國新聞周刊：治理當下環境污染，是否有一個總體的思路呢？

　　王玉慶：治理污染問題，主要是三個大的方面：水、大氣、農村環境。農村環境治理稍微復雜一點。但是每個方面都需要有所側重。

　　從治理大氣角度來講，主要治理就是PM2.5。為什么是PM2.5呢？因為它是一個綜合性的污染指標，和各種污染物都有關系。PM2.5對人的健康也有直接影響，跟其他有些污染物的影響相比較來說更重一點，危害更大一點。

　　現在大家都在抱怨霧霾問題。霧霾的確有所增多，但并不像輿論炒作的那樣。事實上，上個世紀90年代的北京冬天，比現在污染嚴重多了。那時候，冬天一供暖，家家戶戶都在污染，城市里到處冒煙，人們的領口都是黑的。二氧化硫污染很重，那時大顆粒比較突出，指數用PM10(可吸入顆粒物)和TSP(總懸浮顆粒物)來衡量。

　　實際上，過去也有霧霾，但是我們不知道，以為是霧天。現在我們開始檢測并公開PM2.5數值，大家都知道了。

　　從我們現在幾個常規的檢測指標來看，比如空氣中的二氧化硫、PM10、氮氧化物等指標，我們地市級以上城市，當然也包括北京、上海、廣州這樣的一線城市，這十年來，尤其是近5年來，這些污染物都是呈下降態勢。其中，氮氧化物下降得比較慢，但是其他兩個指標則明顯下降。比如揚塵，北京這樣的大城市比以前好很多，隨著汽車保有量大幅增加，汽車尾氣排放量增加，再有就是VOC(揮發性有機污染物)過去沒有測，現在看來隨著相應工業發展，包括民用、油品、裝修、涂料等的增長，應該說對大氣污染的貢獻越來越大。

　　中國新聞周刊：最近，關于烹飪貢獻PM2.5的言論弄得沸沸揚揚。你對此怎么看？

　　王玉慶：其實油煙是揮發有機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比如燒烤，它會讓局部地區的PM2.5濃度非常高，吸入這些東西是絕對沒有好處的。食品烹飪活動已被證實能夠產生多種空氣污染物，包括一些有害氣體和微小固體顆粒，而家庭廚房里的煎炒烹炸也同樣如此。

　　住在小餐館周邊的居民經常會對此提出意見。所以我說，這些東西(烹調)看起來好像在污染中比重并不是很大，但是它會直接危害當地人、局部人群的健康。為此，轉變生活觀念和消費模式也非常重要。

　　環境治理，要體現我們城市的精細化管理，方方面面應該到位。單獨治理某一種污染物，可能效果都不會特別理想，所以還是要采取一些綜合治理的措施。目前，一次污染物和二次污染物共同發揮作用，所以治理起來需要有一些比較具體、細致、周全的措施。政府、企業、社會要共同發力。

　　中國新聞周刊：最近，中央財政要安排50億資金治理京津冀大氣污染，大家對此都很關注。

　　王玉慶：這是中央財政拿出50個億做專項資金，獎勵京津冀地區治理好的地方。該項資金將以“以獎代補”的方式，按上述地區預期污染物減排量、污染治理投入、PM2.5濃度下降比例三項因素分配。本年度結束后，中央財政將對上述地區大氣污染防治工作成效進行考核，根據實際考核結果再進行獎勵資金清算，并不像有輿論說的那樣，是把資金直接下發到地方。

　　中央專項資金不直接發放，主要是為了提高資金使用效率。以前，資金發到了地方，但是任務最后沒完成。現在是先辦事再發錢。

　　治理工作完成之后，是需要進行考核的。成立由地方省級政府及國務院有關部門組成的污染防治協作的領導小組，并由地方政府主要負責人牽頭，如京津冀地區就是由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牽頭。為什么是地方政府牽頭呢？主要是為了明確地方政府的責任，把任務落實到主要領導人頭上。由國務院分解目標任務給地方人民政府，并制定考核辦法，每年由環保部組織有關部門進行督促檢查，結果報國務院同意后向社會公布，并交干部主管部門去落實。

　　中國新聞周刊：10月末，環保法的修訂案進行再次審議。其中大家比較關注的環境公益訴訟主體資格限制過嚴遭質疑。

　　王玉慶：我個人認為(環境公益訴訟主體)應該擴大，但是也要有所限制。現在環保社團很多，要有序管理。

　　作為法律上的公益訴訟主體，要具備一定的資格，這樣才能在法律上保證既有成效，又不浪費公共資源。不能任何一個人發現任何地方有污染了，就可以隨隨便便打官司，這樣成功的概率很小，而且浪費法院的訴訟資源。

　　環境保護是技術性很強的，涉及取證等一系列專業問題，而目前，關于污染損害的鑒定問題，還是一個很大的難題，所以有序開展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