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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重慶長壽化工園區的老工人趙東東(化名)對此中伎倆相當熟稔。“只要有人帶路，半夜你去廠區走一趟，就可以看到一些企業一條條排污管直通長江，都在拼命偷排”，“白天你是絕對看不到的，環保局經常派人過來檢查，一檢查都是好的”。
對企業而言，偷排廢水正面效益明顯，節省大量排污費用，但對長江卻是一場大災難。據《財經國家周刊》記者了解，長江干流共有取水口近500個，目前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岸邊污染帶的影響。
近年來的調查表明，長江已形成近600公里的岸邊污染帶，其中包括300余種有毒污染物。
同濟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院長周琪告訴《財經國家周刊》，現有評價標準，很難全面反映長江的水質狀況。
“常用的主要有COD、BOD、大腸菌群、溶解氧等，但隨著化工企業種類的增多，污染物的種類在不同江段也呈現出差異；而目前的監測結果并不能很好反映出來；即使是污水處理廠，也很難將全部污染物一一清除。”周琪認為。
治理的尷尬
對在長江流域的環境風險，無論是政府還是專家，都早已有所警惕。問題明晰，但治理卻遠非想象中容易。
近年來，國家明確規定了對高耗能、高污染企業采取關、停、并、轉和限期治理的制度，長江沿岸各地環保部門也加大打擊力度，但翁立達卻認為效果式微：“長江污染治理至今，依然呈現變差趨勢，沒有扭轉根本局面。”
長江正陷入一個逐漸被透支未來的惡性循環：一方面，沿岸化工企業數量越來越多，危機四伏；另一方面，長江污染物稀釋很快，干流水質在現有的評價標準下總體良好，“人們又開始心懷僥幸”。
《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調查發現，目前有關長江的討論，多集中于防洪、水資源調配、氣候變化等問題上；對于污染治理，則鮮有人長期關注。翁立達等少數學者長年執著的聲音，終未形成主流。
陳振樓坦言，或許真的要等到長江干流爆發一次重大污染事件，沿岸化工污染的控制才會最終擺上臺面。“問題是，長江與其他河流不一樣，一次重大事故可能就完蛋了。”
擺在治理者面前的第一道難題，是長江環境容量到底有多大？《財經國家周刊》問及所有受訪者時，無論是政府官員還是專家學者，統一答案均是“搖頭”。
但在混沌中，一些曾經的化工“明星”省份，已開始意識到沿江化工產業過于飽和，繼而轉向治理。
比如2007年曾飽受太湖藍藻困擾的江蘇，在整個無錫市飲水遭遇威脅的危局下，被迫追尋根源，結果發現化工企業排污造成太湖80%以上水體富營養化，成為藍藻大暴發的“溫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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